中国最危险的职业就是做文人
据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各种职业的危险程度里，由高到低依次排列的前三位分别是：飞机试飞员、采矿工人和消防队员。这三种职业，几乎可以说是时刻在与死神舞蹈，须臾之间，往往就是生死之际。
但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在时荣身、去时留名；雁过留痕，人过留名”，人生在世特别注重自己的声名和影响。若从这个角度讲，这三个职业的危险系数似乎又略微逊色了。这三个职业最大威胁仅仅在于对于肉体的存活状态，而在中国传统文化重名的大背景之下，有一种职业其威胁虽然不在于对肉体、生理意义生命力的摧残，但稍有不慎，当事人在精神生命力方面的创伤，似乎更为巨大和深远。这个领域遭受了创伤的人，几乎是“生不如死、死不瞑目”或者“死不足惜、遗臭万年”的。
让这个职业的人饱受肉体和精神折磨，乃至死后难以安息的，不是试飞员、矿工、消防队员等职业必须面对的自然力；这种折磨或者创伤也不会像刑罚、刺杀一样隆重、激烈，那是一种悄无声息、轻柔无物的力量，可谓是杀人不见血、夺*了无踪。漫长的中国文明史上，不断有这种职业的当事人出现，不断有这种当事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死亡”，而且一死就是很久。好在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或者资格受到这种待遇，因为这并不是一个人人都可以从事的职业。
这种常常濒临在辱身、毁名威胁之中的职业就是文人。中国真正意义上以独立人格形态出现的文人，应该是战国时期的屈原。为什么春秋时期那些光彩熠熠的诸子百家不能称之为文人呢？因为这些人更多地专注或者展现群体思维、世间真理，例如全力推销普世价值的孔丘、以解悟天地至道为己任的李耳、为最底层民众鼓与呼的墨翟、致力于国家和社会管理框架构建的韩非、成就最高战争智慧和沟通艺术的兵家和纵横家人物……他们几乎不展现自我，不表述个人的情绪，没有棱角分明的个性，他们是奠基者、领袖、创始人，但他们的言说、主张更倾向于是某个群体意识的综合或者提炼，任何仅仅属于个人东西都被这种宏阔的力量所掩映不见。
而只有到了屈原的时候，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才开始为自己的情感发声，才逐渐有了反映着自己鲜明个性特征的表现。而当屈原这个中国“第一文人”问世之后，他的后辈子孙便不可避免地跌入了“存亡毁誉，系于唇舌”的命运浪涛中，中国最危险职业的种类也就由这个时候就开设了。
通常情况下，我们把一个人对于另外一个人的意见建议或者更激烈的反对，都可以笼统地称之为“骂”。但骂是有着非常微妙但鲜明的区别的，以言语措辞、情绪投入量、肢体语言附加量、伤害程度等指标的程度由轻及重，“骂”大约可以区分为：建议、意见、指责、批评、批判、骂（谩骂、辱骂）、诅咒7个等级。其他的社会职业者，除非苦大仇深、不共戴天，否则仅仅因为他的职业行为，所能接受到的“骂”很难到达诅咒这个曾经，特别是那种被群体而攻之的状态。例如一个农民没有种好地、一个工人活没有干好，人们对他们的职责或者批评，只会存在在技术、勤惰上，不会株连其余。而一个文人倘若被人卷入了唇舌之中，这种“骂”可以涵盖“骂”的所有层次，“骂”的力度和时日也往往令当事人胆战心惊、死而不安。
在这个职业领域“中彩”甚至成为殉葬品的，历史上比比皆是。例如宋体字的发明人秦桧、书法家蔡京，人们常常艳慕其文字而鄙薄其为人。秦桧则更惨，生前被人骂，死后还被铸成铁人，享受旷日持久的诅咒和羞辱。那个擅长写词的文人柳永，时人也多赞颂其文采而诟病其行止。在书法和绘画领域均达到非常高的成就的赵孟，人们可以将他的书法列入楷书四大家的行列，可以揣摩、欣赏、临摹他的字迹，但有人却始终不认可他的人品，因为他是宋朝的皇族后裔，因为他在宋亡之后安然做了顺民。尽管宋朝灭亡他没有丝毫责任，尽管求生是人的本能，尽管他做了一辈子的元朝官员，丝毫没有侵害过百姓。但人们还是没有放过他。
人们为什么喜欢骂文人，是因为人们对文人这个职业的要求不仅仅是学术层面的，而有了更多的其他附加条件。骂要是上升到了谩骂、辱骂、咒骂的程度，往往就与品质、道德等这些非技术因素联系了起来。一个纯技术领域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就不会被这些附加的条件指指点点。因为在人们看来，人的智商有高低、能力有大小，一个技术领域的人，其水平、成就自然会存在差异，高明一些自然好，平庸一些也可以宽恕。
所谓爱之愈深，责之愈切，从古以来人们对于文人是有着相当高的道德期望的。有很多人认为过去人们读书是为了做官，其实这就大错特错了。在古代的教育思想里，读书是为了明理，明理是为了做人，做人是为了处世。因为这个教育思想，儒家就曾经构筑出了一个自然人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基本流程：修、齐、治、平。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深厚的“圣人治世”的情结，所以中国人提倡读圣贤书。能被中国人奉为圣贤书的，是包涵了哲学、伦理、道德等众多思想为一体的，但从来没有一个是讲技术的。而读圣贤书最根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华丽其辞藻，或者习得某项技能，而是以圣贤为楷模，锤炼心性、修行人品，学习做人处世之道。
所以，人们面对一个读书人的时候，起初只是学术层面的考量。修为够深、水平够格，才能称之为文人。因为学术水平被人诟病，这是文人不良遭遇中最轻松的。进入文人这个门槛之后，更严峻甚至冷酷的考验，是来自人格、道德方面的，所有的精神酷刑和存亡毁誉都集中在这里。这个阶段，一个学术上有所成，但人品低劣、修养差劲的文人，人们多半会痛切地发出一声“书都读到哪里去了？”的疑问，然后再伴随各个层级的“骂”。
而人们最痛切、痛恨甚至仇视的文人，是那些为了功名利禄的需求，到处贩卖那些不求甚解的研究成果，到处去宣讲那些连他自己都难以置信的思想，到处去传播那些与自己的行为有着天壤之别的价值。例如当代就曾经有那么一位在国学领域堪称大师级的人物，他一辈子写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圣贤思想的书很多，他的著作若全部用古代的印刷技术、纸张、装订方式印刷出来，是完完全全的“等身书”。但这个一直给别人将道德伦理、人情世故的人，却曾经有长达十数年不和自己的家人说话。中国文化重伦理，中国人重人情；中国人对读书人的要求，更重视言行一致、知行合一。这一来，人们对他的学术水平、道德修养就产生了质的怀疑：那些精妙的语言若不出于真情，那就是虚伪；那些深刻的思想若不是来自实践，则是完全的诳语。
文化需要研究、传承、创新、传播，这个世界离不开文人。所以做文人是个既危险又光荣的职业，想做文人的人必须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要做文人，且想提高安全系数，就既要学问精通，更要在做人上狠下功夫，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了底线，抵得住诱惑。惟其如此，才能不至于动辄将自己置身唇枪舌剑的丛林之中，以至于万劫难复，骂名悠悠。
倘若对自己的做人还没有足够的信心，那么一个欲成为文人的人，有了点墨水，可以孤芳自赏、自娱自乐，可以沾沾自喜，但不要到处炫耀，更不要四处贩卖以图换取利益。倘若一着不慎，就极有可能被人当做“灰狗蹲在粪堆上”，一句“装什么大尾巴狼”的鄙视之后，接着就是慷慨直率的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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