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没有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会否认文化的重要作用。在社会学研究中，早在韦伯那里就已经讨论了基督新教的天职观和预定论对于信徒行为方式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如何推动了近代理性化资本主义的产生。在*治学研究中，英格尔哈特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所做的国家分类被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反复使用，而这种划分也是基于不同国家特定的文化传统做出的。正因为文化的作用如此重要，很多学者在解释社会现象的时候，倾向于采用一种文化的解释路径，这一进路鲜明的反映在亨廷顿与哈里森合编的著作中：《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
虽然文化具有显著的社会“效果”这一命题似乎是社会科学常识，但长期以来，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似乎总是游离于社会科学因果推论的相关研究之外。一方面，文化社会学研究很少见到文化的“因果”效应这样“奇怪”的词句；另一方面，进行因果分析的学者往往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