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第二阶段：原始文化阶段。
从古猿到智人的进化，其自然目的并不是导出文化。文化和智力的过度发达——以至于我们产生出人类和动物、“人文”与“自然”之间判若云泥的错觉，不过是人类漫长的大脑新皮质增长过程中的副产品。
现代生理学和人类学研究似乎给我们这样一种感觉：人类的大脑如此发达、社会互动效率如此之高，似乎短时间内就能自发的发展和积累出新的文化行为。是的，确实如此，从古猿到智人，确乎已经发展为一个纯乎靠卓越的智能——不仅是本能，利用工具、协调体能的高效率动物。智人也正是凭着这种卓越的文化行为能力在自然竞争中淘汰了一系列其他处于同一或相近进化位的灵长类亲族。现代智人成了生物进化树中最特出而孤独的一枝。
文化属性是现代智人天赋的自然属性之一。文化现象最早并非起源于现代智人，现代智人的文化能力承袭自进化树上的亚种或过渡种近亲，并且大大超越了这些已经被消灭的近亲。现代人类学的田野考察表明：任何现代智人的群落，均有着丰富的文化现象存在，并且这些文化现象存在时间甚早。法国多尔多涅省拉斯科地区的史前洞穴中，近乎完好的保留了距今年~年的史前壁画，艺术史家命之曰“公牛大厅”。法国考古学家甚至在肖维岩洞发现了公元前三万至两万八千年左右的壁画，认为这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绘画作品”。尽管后来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肖维岩洞中的壁画存在送检样本被污染，碳14样本测定存在不准确等问题，但至少有一点，学者们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距今两万年左右，人类已经展现出非凡的文化创造能力，而这距现代智人的形成和全球化大迁徙，不过短短的2~3万年时间。
在原始文化阶段，我们所要重点探讨的是文化的发生机制、发展机制、促动和限制文化发展的基本要素和条件，以及原始文化阶段与前向的体智进化阶段和后向的文明阶段的界限。
如前所述，从体智性状的成熟到原始文化的形成，从根本上讲，这不是一个时间顺序上前后的发生问题，而是不同领域的逻辑分层问题。换言之，原始文化阶段和体智进化阶段的分层，更多的是逻辑分层，而非时间分层，原因有如下两点：
在现代智人之前的其他人的过渡种和亚种中，已经存在文化性现象，如利用火种、食用熟食、打制工具和生殖崇拜等。文化的增生是伴随着体智的进化一路相随而来，或者说，文化行为和体智进化就是自然演进这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体智变动是硬态结构，文化行为是软态性能。因此，我们很难，或者说根本不可能给“文化”和“自然”划出一道明确的界限，“文化”正是从自然一脉衍发而来。
如果非要给出一个“人”和“非人”，“原始文化”和“非文化”的界限，不妨就以“智人”这一新物种的形成期作为明确标的，并给“原始文化”冠以“智人”的定语。我们可以称从智人的形成到人类文明社会的形成之间的阶段为“智人原始文化阶段”。这样的命名方式仅表明，这段时间的原始文化现象与我们有关，是智人所产生的原始文化。
下面我们依此略述如下原始文化研究的逻辑基础和基本思路。
从古猿到智人三百万年的进化史为智人文化的出现奠定了生理素质上坚实的基础。大脑新皮质的出现为自我意识和智能的全面张扬提供了深厚的生理储备；天然的集群倾向、多样化的信息交流手段（特别是语言能力的发展）和探陌生环境的好奇心为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内容；极强的学习能力、记忆能力和超长的天然寿命为社会信息的累积创造了空间和条件。
文化的发展和演进机制延续自然演化的过程一脉而来，我将这个过程表达为“代偿性结构层垒”，基本机制仍然是立足于遗传（学习、记忆）、变异（创造、改进）基础上的“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人类在生存斗争和社会生活中新产生的文化行为能否代代相传，固化为社群的行为模式，完全取决于新出现的文化行为是否有助于提高社群的环境适应度。并且在文化行为的演进过程中，遵循如下原则：
1、连续性原则。新的复杂文化性适应行为往往是在旧有简单文化适应性行为的基础上产生（而简单文化适应性为则派生于遗传基因的编程性规定）。虽然同生物学上的变异一样，存在“连续性”和“非连续性”文化适应行为的变异。但从整体上看来，“连续性”变异始终是复杂文化适应行为的主流。任何复杂适应都不可能是“天才”凌空而造，由单一跳跃步骤产生。
2、经济性原则。新的复杂文化适应行为往往表征为能在某一方面缩减社群的生存成本的支出或者在同一成本支出条件下扩大社群的整体表观生存收益，从而提高社群的生存效率。特别是在生存条件极为苛刻的环境中，能否发展出提高社群生存效率的文化适应性行为，往往成为社群生死攸关的大事。或者再进一步，文化适应性行为的求存效率，就是文化发达与否的根本性指标。
3、群体性原则。群体是研究文化适应性行为的基本单位。文化自群体中产生，通过群体延续，与人类社群相始终。但是，在人文学研究中，受限于研究自身的局限性，作为个体性存在的研究者往往只能着眼于个体化的对象。对群体化文化行为进行研究，需要研究者具备更高明的逻辑抽象能力和更宏阔的理论视野。
尽管站在我们现在的视角回望历史，会很容易的发现，人类文化整体上呈现出愈发纷繁的加速衍动态势。但站在更为原始和广阔的视角，我们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人类的文化创造能力虽然貌似有充分的自主性，但实际上仍受支配自然演化整体的“衍存经济原则”的严格限定：在生存环境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文化适应性行为达到一定的“环境适存容量”后，整体水平将趋于停滞。越是在条件优渥的环境里，社群整体上越是缺乏文化创造力。这条规律既契合人类的生理禀赋，又能够在逻辑上有效的解释和衔接人类学田野考察中，历史悠久的原始部落普遍存在的“文化停滞现象”。文化的自主加速衍动态势只是一种惑人的表象，甚至是假象。这种假象仅仅表明了文明人自身视野的狭隘和对自身急剧变动的生存形势的无知。
至此，我们明了；赐予人类文化创造能力的是基因，但激发人类创造能力的则是生存斗争，并且，基因和生存斗争对人类文化创造能力的助益不是无度的。基因从根本上规定了我们只能创造有限的文化类型——作为体质力量的补充。复杂的生存斗争则从根本上规定了我们所能开掘的文化的深度和广度——在代际适应性文化行为累积的基础上。
人类的大部分原始群落始终停留在原始群落阶段——从社群形式上讲，从文化发展的层次上讲，只能停留在原始文化阶段。在现代人类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基础上，自智人形成以来，作为依存单元和人类社群灿若星辰、不可胜计，然而其中能成功实现文化适应性行为高度组织化、系统化，迈入文明的门槛中，堪称为“文明”的，据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统计，不过才26个，只有21个被他定为21个正常文明（由社群矛盾常态化所派生的内生性文明促动机制）样本，5个为停滞不前的文明（文明模式满足社群生存要求，故停滞）。
人类的一部分原始族群将文化适应性行为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在衍存经济原则的强制规定下，必定要实现系统性的整合。原始文化经过文化积累和文化的系统性整合，奠基于原始文化之上的文明，就这样发生了。
关于人类为什么能够从原始文化阶段过渡到文明阶段，以及从原始文化和文明之间的阈限，有几个重要的逻辑节点要澄清：
一、文化上，形成成熟的文字系统。
立足于人天赋的文化创造能力和受恶劣生存环境的促动，原始社群如果把文化适应性行为积累到一定的量级——超逸于人的自然信息容量，达到体态表达能力（复杂仪式）和记忆力（口口相传的生存经验及历史）的极限外，就必须创造出新的信息容器——文字。语言和模仿只是原始文化阶段文化行为代际相续的工具。这类人自身先天即赋有的工具，具有成本低、时效短的优势——这同样也是阻碍文化进一步累积并向文明过度的劣势。因此，能够跨更大时空累积和传播文化信息的文字的诞生，就对社群积累更多的文化成果、从而展开更大规模的协作，获取更大的生存效益创造了条件。因此，原始部落文字的发生是文明形成的重要条件。当然，文字的产生也有一个从象形到表意符号化的发展过程。同样，文字作为文化现象之一种，也具有文化的全部属性，受文化发展内在机制的深层规定。另外，文字系统的成熟为文化信息的高度组织化和系统化创造了条件。部落中善于处理文化信息的杰出人才之间能够依凭文字系统展开跨时空的精确协作，从而促进了文化系统的形成，也正是这些协作处理文化信息、规范文化行为的杰出人才，点燃了部落的文明辉光。文明是以杰出人物为标志的人类族群自身历史积淀的喷薄。
二、生产上，确立了农业生产方式。
所有的原生文明和次生文明，均产生在能够供养大量人口的广阔地理单元，如发生在尼罗河两岸、西亚两河平原、东亚长江*河流域、印度恒河平原和北美洲的中央大平原以及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等地。原始部落阶段采集狩猎式的生存方式大大限制了人口的增长。种植和畜牧等农业生产方式的出现和推广极大地促进了种群的繁衍。种群的繁衍带来这样一组双重效应：对外，大大增强了部落的整体实力和生存能力，极大地提高了部落整体的适存度；对内，人口的增加带来一系列人口衍生问题，促动群落内部信息沟通、组织管理等文化行为的发展。同时，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生存压力，进一步倒逼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推动部落进一步实施农业生产和人口的扩张。
三、组织上，实现对陌生人的管理。
从原始社群到文明社会的发展，依然贯彻结构层垒的文化演进模式。受人的天然社交容量限制，人一生的有效交往人数普遍限定在人左右。即一个社群首领，终其一生的有效统辖人数也不过在人左右。原始的社群结构均为天然的亲缘社群结构（这个社群结构源自生物演化的规定），所以一般的原始部落人口数不会超过人。“这就是为什么，当狩猎——采集部落的成员超过人左右时，群体生活会变得困难和紧张，部落趋向于分裂成更小的部落。”（《社会性动物》艾略特·阿伦森乔舒亚·阿伦森著，p16）当部落的人口超过人，就开始出现“陌生人”的问题。“陌生人”之间如何共处并展开协作？如果人口数量继续膨胀，如何借助“陌生人”来管理“陌生人”？是文明社会不得不解决和始终要面对的问题。文明社会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初方法是借助亲缘组织力量，即亲缘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代际延伸来实现社群膨胀人口的管理，并逐渐发展出弱化儿童、女性和部分社会成员的地位（如指派划定罪犯和奴隶身份等）来降低社会管理成本等方式，甚至在文字系统成熟的基础上发展出制度化、科条化的统治技术——当然，这纯乎是文明社会的事情了。
承袭自原始社会而来，无论我们承不承认，社会管理的核心始终以亲缘群团为核心，统治者总是天然的倾向于借助亲缘力量来维系对陌生人的统治——文明社会一路而来的君主制、宗法制、分封制以及民主制外衣下“伪民主”的这一路演绎，都不过是智人原始族群借助亲缘关系，实现社群管理这一“天然文化模式”的层垒性延伸和变态表达而已。
上述三项文化性指标的达成，从原始社群实现向文明社会过渡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是否达成这三项文化性指标，也是目前为止为“文明”划定界限最可靠的方法。
人文现象的一脉发展，在我们的认知中展现为这两个天然向度：纵向的后向衍生向度和等面的系统协同向度。当我在叙述作为智人的我们如何从自然进化对我们体智形成的规定，延展出原始文化的基本特征，人类又如何从原始文化实现向社会文明过渡的时候，我是在进行一个合乎自然演化原理的后向衍生推论。当我在分项叙述部分原始社群在发展末期所展现出的在文化（狭义上）、生产和社会组织上，逐渐实现向文明社会过渡的各项特征的时候，我是在进行一个等面系统的叙述。在等面条件下，文化、经济（生产）和*治（社会管理），自成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系统。在这个等面系统内，各要素之间只存在相互协调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不存在主次轻重之分——这是部分人文学者一定要着重注意的！它们都被更深层次的动因——自然演化，所决定，同样都是深层因素的社会化和文明化表征。中国学者金观涛先生就等面的文明社会系统如何在*治、经济、文化的促动下展开自身的历史，已经进行了生动的演绎，兹不赘述。
经过原始文化的逻辑铺垫，虽然社会文明的历史景象愈发纷繁，可是只要谨守这条自然层垒性代偿演化的逻辑主线，我们一定能更加清楚和清醒的观审文明历史的概貌，我们不但要深入的把握文明社会的实质，更要审察它令人炫惑迷醉、灯红酒绿令人不能自持之所以然。下面，我们将进入人类历史的第三个阶段：文明社会阶段。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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