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资本的竞争主义与被忽视的教育制度的作用——对于《中国教育、竞争主义和“双减”*策》一文的商榷
编者按
在前两期的推送里面，我们转载了沈铺长的中国教育、竞争主义和双减*策。在推送里面，沈铺长认为竞争主义、人口压力、社会分层和教育分层是内卷化的四大成因。与某些观点不同，他认为竞争主义是四者里面不应该改变的地方，也是解释中国乃至东亚文化圈在教育上成功的地方。这篇推送取得了不错的反响，有一位读者来稿给出了他对沈铺长文章的商榷。当谈论竞争主义的时候，之前的文章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跨国比较。但是当我们把幅员辽阔的整体拆开来看，又会有怎么样的结论？竞争主义或许并不是一个理所应当的品质，反倒是稀缺的、与家庭背景息息相关的？竞争主义看似提高了教育的效率与功用，但真的是无可指摘的吗？下面是作者来稿的全文：
教育不平等是近二十年来无论是学术界内部还是公共舆论中都历久弥新的话题，仅仅教育社会学领域中几代学人就从不同方法以及理论脉络下为我们贡献了无数的经典研究，双减*策的出台更是堪称近年来一系列指向性明确的教育改革中力度、影响乃至于争议最大的，也无怪得能看到一篇写作堪称高质量的基于教育社会学的对于中国教育成就、不平等现状与双减*策的讨论了，尽管笔者认为其立场和某些观点值得商榷。
作者观点的梳理在《中国教育、竞争主义和“双减”*策》一文中，作者清晰的梳理了个体层面教育成就的基础，社会层面教育的不同功能，以及服务于教育的不同功能的标准，并在理论的梳理基础上基于跨国比较指出了中国教育的非凡成就，并从正反两个方面概括了中国教育的经验，积极之处在于竞争主义之下高质量的城市教育，消极指出在于内卷化和基于市场化的教育分层。
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了，相较于其他因素的稳健或者不应改变，基于市场化的教育分层不难改变。进而，作者讨论了他理想状态下的教育改革思路，作者认为竞争主义带来了中国教育的成功，同时有益于社会，减负或者宽松教育会在长时段损害中国下一代人的创造力，而市场化和私有化造就了不平等，因而去市场化去内卷。而双减*策，作者认为不利于竞争主义，但是有利益削弱市场化的影响，当然，作者也将教育公平的希望寄托于对于公立教育的加强和科技的运用。
中国的教育不平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以说是中国人对于教育公平自古以来的期待，教育承载的是普通人实现社会流动的期望，尽管在舆论中，现实的高考制度也被寄予了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的希望，但是一系列经验研究表明，来自拥有更多经济、社会与文化资本的家庭的孩子可以取得更高的教育成就，无论是在能否进入大学，能否进入重点大学还是在之前能否进入重点中学中都有着显著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自90年代市场化改革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分化而逐步扩大，即使是在高等教育教育扩招后，教育回报在经历了初期的有助于中下层的流动后，也想着稳固中上层的地位而转变（参见吴晓刚，吴愈哓，李煜，风笑天，杨中超，郭冉等人的研究）。某种程度上，在中国当前以高考为中心的教育制度没有显著变化的背景下，教育分层是社会分层的映射，先富起来的中国人在可能带动了后富的社会成员同时，一定利用自身的资本为子女在教育竞争中提供了竞争优势。
在整体的趋势之外，我们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