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神教”，有一个内在深刻演绎的、创造万物的、一有百有的最高精神的理念思维逻辑。
所谓这种最高精神的理念演绎逻辑，比如，“我喜欢怜悯，不喜欢祭祀”意思是，如果”我喜欢怜悯”，那么“祭祀”自然就有了，但是，若是把“我喜欢祭祀”放在首位，而不是把“我喜欢怜悯”放在首位，那么不仅“怜悯”没有了，而且“祭祀”也必然会没有。“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也可以照以上的逻辑去理解。
这种精神逻辑在物质世界现象认识中是寻找不到的，因为物质世界都是部分的、有限的、暂时的，对物质世界表象思维推理结果，不是有和存在，而是无和不存在。
只有在精神世界推导，才会有“存在”的概念，有“实体”的概念，有“有”的概念。
人类天性的会用理性去概括客体世界，比如，孔子欲“吾道一以贯之”，老子欲去最高的认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道，但是他们尽管是中国人心中的偶像，老子孔子却没有为中国人创造出“一”的真理内容。
孔子想把“礼”作为中国最高精神的“一”，但是他自己都动摇的模棱两可的、自相矛盾的又说，人生道路是“无可无不可”，至于老子的“一”的道，最后是玄虚的“无”。
可以把中国文化对一神教的态度比喻为叶公好龙：老子和孔子都天然的产生了“吾道一以贯之”、“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一神教的精神概念，但是当一神教的问题如同猫系铃铛成为一个难题的时候，这个人类文化最重要、最难的问题就被老子孔子代表的中国人放弃思考而不了了之了，并且当一神教文化真的来临中国，中国人就如同叶公好龙的避之唯恐不及了。
中国人想创造世界“一”的真理，但是却没有创造成功，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停留在物质世界认识的现象层面，物质世界表象的纷繁复杂，相互矛盾，没有逻辑，使中国人的认识理论疲于奔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中国人始终没有进入人的精神灵*的认识世界的大门，因此得不到“概念是思维自由创造”的天启。
结论推理：中国人的经验主义认识论，无法为中国人提供一套绝对的上帝神圣般的精神道德信条。
（二）
1，
“我喜欢怜悯，不喜欢祭祀”，是耶酥的精神本质特色，基于此，常见基督徒把《旧约》的耶和华看作威严法律的上帝，把《新约》的耶稣看作慈悲博爱的上帝。
《新约》中耶稣的“我喜欢怜悯，不喜欢祭祀”的思想言行很多，具体的比如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这里安息日代表祭祀精神，人子代表怜悯精神，人子精神要高于安息日精神，即怜悯精神要高于祭祀精神。
“祭祀”不仅代表法利赛人的律法，也广义代表人类世界的法律，“怜悯”不仅代表耶稣的博爱，也广义代表每个人心中天赋的道德圣灵。
这个思想的推理，就是人的道德博爱精神要高于人的法律精神，也就是说，人类道徳文化的建设比法律文化的建设更加重要。
耶酥这种思想，是对律法高于一切的犹太教的思想革命，是把犹太教改造发展为可供全人类普世价值信仰的思想核心价值观。
2，
年后康徳把“心中的道德律”视为人类文化最高、最重要、最神圣的精神，可以理解为这是康徳对耶稣“我喜欢怜悯，不喜欢祭祀”精神的百分之百的传承。
康德对耶稣这一道德精神的绝对拔高的至尊，有时代原因，当时的洛克、孟徳斯鸠等启蒙思想家把人类的法律文化当作世界最高的精神，而康德站在卢梭一边，提出道德至上的思想，旨在对法律至上的启蒙学者的一种思想补正，这恰恰就是耶稣精神的绝对传承和捍卫。
我这样鲜有的理解康徳和耶稣、孟德斯鸠等如此关系，欢迎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