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未见过集中营的边界，但我们感觉到四周围绕着带刺的铁丝网，邪恶地将我们与世界隔离。”
——普利摩·李维（PrimoLevi）
《如果这是一个人》
一、没有国家的民族在整个欧洲和地中海范围内，犹太人与古代文化、宗教信仰有着直接且持续的关联，但自从公元年被罗马人从位于巴勒斯坦南部的犹太王国（Judaea）驱逐以后，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国土，在不得已之下迁往欧洲大陆，开始漫长的流亡史。罗马帝国时期的犹太人分布（图源：PrincetonUniv.）11世纪到15世纪，十字*的屠杀让犹太人几乎灭绝，是波兰这个国家在拯救犹太民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比于欧洲其他国家的敌对情绪，包容在当时是波兰精神的核心。它是十字*东征时期唯一愿意接受大批流亡犹太人的国家，为犹太民族提供了容身之所。而近代波兰不但成为欧洲拥有最多自由公民的国家，还非常支持宗教信仰自由。年与年间，愿意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可以自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波兰公民，并跻身于贵族阶层。但这并不意味着犹太人真正融入到了欧洲人的社会生活中，一方面在整个欧洲，犹太教始终处于一种被孤立和歧视的状态。中世纪以来，基督教徒一直在控诉历史上犹太人对耶稣的迫害，穆斯林也对犹太人拒绝接受伊斯兰教倍感愤懑，犹太民族总体生活在一种极不友好的氛围中。另一方面，犹太人实际上并不愿意与异教文化融合。他们始终认为自己的宗教信仰极其独特，并且与祖先的应许之地——耶路撒冷——有着密不可分的连结。波兰犹太村（shtetls）的居民们始终坚守和保留着传统宗教文化生活，只有在贸易往来或者发生婚外情时才会与非犹太人接触。当时自由多元的社会氛围下还出现了许多不同于普通学校的塔木德学校（Talmūdhschool），以犹太法典《塔木德》（Talmūdh）中的教育传统为核心，让犹太人进一步免受异教文化影响。犹太村（图源：TheTimesofIsrael）然而，17世纪与18世纪间席卷欧洲的启蒙运动使犹太人的地位和自我认知发生了巨大改变。这一由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推动起来的世俗化浪潮推翻了宗教神学长久以来的权威，也把犹太人奉行的宗教传统推得渐行渐远。异教社会正弥漫着一种新的民族意识，它更注重团结一致的民族共同体——共同的语言和共有的历史想象。获得自由之身的犹太人发现他们已经难以参与到这种世俗化进程中去，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分明。尤其在经过资产阶级革命或民族独立运动以后，欧洲出现了以一个或几个民族为国民主体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人们更加清晰地将“犹太人”单独划分出来，与任何法国人、俄罗斯人或德国人都不同。当时深受德国、拉脱维亚、白俄罗斯、立陶宛等国家战火之害的波兰人更是燃起了强烈的民族情感，对他们而言，“我们”这个身份并不包括与自己生活在同一片国土之上的波兰犹太人。19世纪欧洲各国版图（图源：history）于是，犹太人开始试图建立起一个以民族认同为核心的*治共同体，并陆续从波兰“返回”巴勒斯坦，这成为20世纪“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的发轫。一战以后，那些留在波兰的犹太人成了复国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但光靠宗教传统和理想是不能建立起一个国家的，他们的复国之梦最终没能成功，整个民族更因为缺乏国家*权的保护而在二战时期沦为纳粹德国的首要迫害对象。二、精心部署的大屠杀“在纳粹费尽心思建造的屠杀工厂里，人类的牺牲将不见血光。”虽然众所周知，纳粹元首阿道夫·希特勒（AdolfHitler，—）本人对犹太人有着强烈的仇视情绪，但当学者们仔细审视集中营屠杀发生的过程时，却发现它们大多数并不是出于一时的仇恨，而是在战时经济和*事需求下，经过精心计划部署所诞生的实用性决策，反犹主义（antisemitism）只是一个催化剂。希特勒（图源：TheTimesifIsrael）希特勒在年的一次演说中明确表示：“首要任务是建立种族新秩序，也就是重新安置不同种族的人，最终形成更清晰的界限。”这一*策所面临的难题就是那些没有被同化、属于社会“异端”的犹太人，尤其是自成一体生活在波兰犹太社区的万居民，他们的穿着打扮、一举一动都带有犹太教味道，十分容易辨认。真正采取行动是在二战爆发前夕，纳粹发现自己需要“管理”的犹太人口多达几百万，而且他们大部分早已贫困潦倒、无所皈依，“在战争时期，能把他们赶到哪里去呢”？正是在这个时候，高级*官阿道夫·艾希曼（AdolfEichmann，—）提出了自己的“宏伟计划”：在德国占领下的波兰划分出德国人聚集区、波兰人聚集区，以及最东端最不适宜人类生活的犹太人隔离区。紧接着，奉行极端达尔文主义的希特勒认为有必要除掉对战争毫无裨益的人群，他下令批准对残疾儿童的杀害，并允许医生杀死患有慢性精神疾病或身体有残疾的病人。一些精神病院被改造成特殊的屠杀中心，里面建有像淋浴室一样的*气室。随着战争枪声打响，纳粹集中营里开始推行一种所谓的“安乐死项目”，受害者不仅涉及身体或精神“不健全”的人，还包括那些宗教信仰和种族背景存在“污点”的群体。精神病院里的犹太儿童（图源：wikiwand）一些纳粹医生认为，自己民族的精英去前线送死，“那些低能的白痴和不负责任的反社会分子”却安然躲在精神病院和集中营，这是件难以忍受的事情。实际上第一批被*气杀害的囚犯并非因为他们的犹太人身份而遭遭到杀害，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劳动，在纳粹看来，杀戮是为了释放出更多的“生存空间”给未来将会占领欧洲的德意志人。犹太人灭绝的“最终解决”（FinalSolution）方案大约产生于年，它提出对欧洲犹太人采取“肉体消灭”的*策。当时东部战场已经出现了食物短缺危机，纳粹德国意识到再这样下去可能无法养活所有囚犯，需要“用一些简便快捷的办法解决那些不再适合工作的犹太人”。他们甚至认为这是一种“还算人道”的做法，至少比让囚犯活活饿死好。除此之外，屠杀发生的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纳粹德国梦想在即将占领的东部苏联地区建立一个没有犹太人的乌托邦，这让许多*卫队开始在乌克兰等地把包括儿童和妇女在内的苏联犹太人赶到事先挖好的深坑旁，将他们逐一射杀，然后填上沙子掩埋尸体。纳粹在乌克兰屠杀犹太人（图源：reddit）但纳粹高级将领对这种方式并不满意，当时东部的乌托邦梦想让他们急于在占领莫斯科之前处理掉所有犹太人，同时深坑屠杀这样粗暴直接的方式给许多*官带来了心理创伤，他们需要一种更加有效率的实施手段来清理犹太人。于是年初，*卫队总指挥莱茵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Heydrich，—）在柏林郊区万湖（Wannese）湖畔的一栋别墅召开会议，研究决定整合此前德国各地自创的屠杀方式，制定出一个带有种族灭绝性质的清理方案。会议后几周内，纳粹就对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开始了一种新的屠杀办法。他们让刚被运来的犹太人以为进入焚尸场内的临时*气室是集中营的常规消*流程，对囚犯们彬彬有礼，借此为屠杀营造出一种和谐的气氛。在这种趋势下，奥斯维辛渐渐变成一个具有双重功能的屠杀机构。一方面，一部分囚犯被选为正式成员，获得编号并开始工作；另一方面，没有获编的囚犯大多在刚进入集中营几小时内就被迅速处决。对于那些得以长期生存下来的犹太人来说，奥斯维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他们的家园。这一管理方式从年7月4日开始被系统化，自那以后，每一批到达的囚犯都会经过筛选和分配，适合工作的收入集中营，不适合工作的则直接被*死。经过检查和筛选后被收入集中营的犹太儿童（图源：history）与此同时，*卫队高级将领还在集中营建立起了完善的屠杀设施，他们将带有*气室的屠杀中心迁移到一个更偏远的农舍旁，这个后来被称为“小红房”的地方一次可以*死人，并且受害者的叫喊声不会被营地工作的囚犯们听到。距离“小红房”几百米的另一处屠杀中心“小白房”则经过了改良，可以一次*死人，并且通风设备良好，能在屠杀完成后迅速将*气排放干净。“小红房”（图源：PBS）根据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里斯（LaurenceRees）在《奥斯维辛：一部历史》（Auschwitz:theNazisandthe“FinalSolution”）中的描述，不到一年时间，*卫队*官已在奥斯维辛为自己打造出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他们有自己的仆人，有一份工作，大都成功地找到了让自己远离屠杀现场的方法。在许多参与其中的人看来，他们并没有犯下杀人罪行，只不过是在例行公事罢了。据一位曾在奥斯维辛工作的德国人奥斯卡·格伦宁回忆，他的职责是定期把从犯人身上搜到的钱财寄往柏林，这只是众多工作中的一环，整个工作环境就像一个普通小镇那样安然有序。虽然有一次他因好奇心驱使目睹了屠杀和焚尸现场并备受震撼，但为了“效忠”国家并处置“敌人”，他还是选择回到岗位上，只不过开始尽量避免再次接触赤裸裸的屠杀过程。纳粹从犹太人身上取走的戒指（图源：history）至此，大规模屠杀变成了一种按部就班的工业操作，奥斯维辛发展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屠杀工厂”。它的可怕之处不仅仅在于屠杀人数之多，更在于把屠杀变得“正常化”了。对此里斯说道，20世纪的技术手段不仅使被战争夺取姓名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也让实施杀戮的凶手承受的心理负担和伤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小。纳粹通过建造*气室，在行凶者与他们的杀戮行为之间制造了距离感，“对纳粹来说，用*气*死犹太人也比开枪杀死他们更简单。”*气室中的焚化炉（图源：history）美籍犹太学者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认为这体现了纳粹罪恶本身的无个性化性质（facelessnatureofNazievil）——在一个封闭体制内、由病态的暴徒实施、目标旨在消灭受害者的人格个性。年她以《纽约客》（NewYorker）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耶路撒冷旁听对艾希曼的*事审判，并根据庭审材料完成了那部享誉世界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inJerusalem），副标题为“一部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耶路撒冷*事法庭上的艾希曼（图源：DW）阿伦特发现，犯下屠杀恶行的艾希曼给人的印象并不是个可怕狡诈的魔*，而是一个远离现实、停止思考，缺乏个人判断力，只会“听命行事”的普通官员。在这里她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和智力水平上的愚蠢不同，她所探讨的是一个道德问题，是一个普通人何以因为“平庸”而成为杀人工具的问题。三、平庸之恶：现代文明的隐暗面 不论是艾希曼在庭审中表示“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还是犹太委员会成员既非叛徒也非盖世太保，但仍然沦为纳粹的工具，这些事实让人们发现犹太人问题远比想象中更为复杂，“平庸之恶”把对犹太人大屠杀的认识引向了一个新方向：作为现代人的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去理解大屠杀？它与我们今天身处的文明世界有什么关系？齐格蒙·鲍曼(ZygmuntBauman)在《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andtheHolocaust)中讨论了大屠杀与现代文明制度的某种联系：“大屠杀并不仅仅是一个犹太人问题，也不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历史中的事件。大屠杀在现代性社会、在人类文明和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因此，在现代社会的意识中对历史记忆进行自我医治就不仅仅是对种族灭绝受害者的无意冒犯。它也是一个信号，表示出一种危险的、可能会造成自我毁灭的盲目性。”这种对历史记忆的盲目性在于，许多人将大屠杀事件妖魔化和神秘化了，认为它不过是历史上的一次偶然事件，或者人类野蛮本性的产物。但鲍曼认为整个屠杀的过程实际上相当“正常”，其流水生产线一般的形式完全符合人们所熟悉的工业文明和现代管理指导精神，他引用学者HenryFeingold的一段描述来表达这种不正常的“正常”：“（奥斯维辛）也是现代工厂体系在俗世的一个延伸。不同于生产商品的是：这里的原材料是人，而最终产品是死亡，因此，每天都有那么多单位量被仔细地标注在管理者的生产表上。而现代工厂体系的象征——烟囱——则将焚化人的躯体产生的浓烟滚滚排出。还有现代欧洲布局精密的铁路网向工厂输送着新的‘原料’。这同运输其他货物没有什么两样。在*气室里，受害者们吸入由氢氰酸小球放出的*气，这种小球又是出自德国先进的化学工业。工程师们设计出了火葬场，管理者们设计了以落后国家可能会忌妒的热情与效率运转着的官僚制度体系。就连整个计划本身也是扭曲的现代科学精神的映射。我们目睹的一切的只不过是社会工程一个庞大的工作计划。”*卫队*官在运输犹太人尸体的卡车旁拍照（图源：Wikim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