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赏赐西藏的物品丰富多样，这些物品不仅承载着内地的文化与技术，而且也寄托了明朝治藏的思想和策略。通过对明朝赏赐西藏物品实物的考古学观察，有助于我们从物质层面去认识明朝经略西藏的文化手段。
一、因俗制宜——明朝赏赐西藏物品中的藏文化因素物品是维系汉藏间赐贡体系的重要基础，是明朝经略西藏的重要手段。明朝赏赐西藏的部分物品在制作之初便已经考虑到西藏的文明特点、社会传统以及受赐对象的宗教信仰等，有意借鉴和加入一些与西藏文化和宗教相关的因素，使这些物品更符合西藏的社会习俗与宗教传统，如此便容易得到西藏社会的接受和认同。下面从各类赏赐物品出发，就其中的藏文化因素进行分析和认识。
作为*治类物品的印章和诏敕是明廷对西藏人员进行敕封时颁发的凭证，其上可以见到明廷有意调整或加入的相关藏文化因素。明廷颁给西藏的印章大致可以分为宗教印和世俗官印两类，其中世俗官印在印形、质地、尺寸和印文等方面都较好的遵循了明朝的官印制度；而宗教印则在许多方面进行了调整和改变。首先从钮形来看，明廷颁给藏僧的印章多采用具有佛教色彩的钮形，如狮钮（图1-9、图2-6）[1]、如意钮（图1-1）、佛光钮[2]（图2-5）、宝焰钮[]和佛轮钮[4]等。从印质来看，明朝赏赐西藏的印章基本遵循了明朝官印制度下玉、金、银、铜的等级序列，不同身份和等级的人员所获印章的质地有所不同，其中作为宗教领袖的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和作为西藏地方*权首领的阐化王获赐玉印[5]，比其他*教首领如阐教王（图1-16）、护教王、辅教王和赞善王等所获金印（实为鎏金银印）的等级要高，表明明朝给予西藏宗教首领的礼遇要高于大部分世俗势力的首领。上述情况是明朝鉴于西藏作为神权社会而做出的决策，是明朝“因俗治藏”策略在印章上的体现。不仅如此，明朝还专门新创制了一类“图章”，其主要用来赏赐以“剌麻”为主的低级藏僧[6]，这类印章在印文内容和印钮方面都带有鲜明的佛教特色，符合西藏社会的宗教情结。
在印文方面，明廷颁给西藏僧人的印章绝大多数为汉文叠篆，但也有少数例外。西藏昌都统战部保存有一枚象牙印，印文为八思巴字“德来钻竹扎西若印”，印背左、右两侧分别刻“赐剌麻钻竹罗古鲁”和“宣德二年月日”的汉文款识[7]。这枚由明廷赏赐的象牙印属于前文提到的“图章”一类，只是这枚图章的印文文字和内容比较特殊，使用的是元代西藏高僧八思巴创制的八思巴字，印文内容不为宗教赞词而是名字。明廷赏赐藏僧的这枚印章使用了八思巴字，应该是有意迎合受赐者的文化和心理需要。西藏博物馆收藏有一枚象牙质狮钮印章，印文为梵文“朵儿只唱”，在印背左、右两侧分别有汉文款识“大明万历戊子年制”和“钦赐朵儿只唱图记”（图2-6）。这枚印章是明神宗于万历十六年（）应蒙古土默特部顺义王撦力克祈请，赐给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的印章。这枚印章的印文亦未使用汉字，而是采用的梵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综上所述，明廷颁给西藏僧人的印章与颁给俗官的印章存在明显不同，前者在印钮、印质和印文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的调整和创新，加入了不少佛教和西藏的因素，这应该是明廷根据藏僧心理和宗教文化背景所做的“因俗”之举。
西藏和内地在语言与文字方面不同，这是明朝经略西藏所必须克服的障碍之一，也是考察明朝治藏是否做到了“因俗制宜”的重要标准。从目前西藏发现的明代诏敕来看，其书写所用的文字在前后有过变化，其中洪武时期颁给西藏的诏敕基本都只有汉文而无藏文。这种现象到永乐时期发生了改变，从此明朝颁给西藏的诏敕基本都同时使用汉、藏双文进行书写，通常汉文竖写在前，藏文横书在后（图1-6、1-27、1-4）。使用汉、藏双文来书写诏敕的作法在永乐时期成为定制，被明朝官方遵循和延续下去[8]。藏文的存在使明廷颁发的诏敕更容易被西藏社会了解和认识，不仅有利于消息流传的畅通，而且还有助于扩大明廷的权威和影响。明朝诏敕上的藏文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在藏文文献中保存有不少明朝所颁诏敕的详细内容，如《贤者喜宴》中收录有多件明成祖给五世噶玛巴的致书[9]，《至尊宗喀巴大师传》中收录了明成祖邀请宗喀巴的致书[10]，另外在《大慈法王传》中也记录了永乐、宣德给释迦也失的众多诏敕[11]。上述藏文文献中记录的诏敕内容非常详细和具体，与汉文所表达的内容整体一致，应该是对诏敕上藏文内容的抄录，对于弥补文物和汉文献记载的阙如具有重要意义。综上所述，明廷颁给西藏的诏敕使用汉、藏双语书写的行为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而是经过了一段时期的发展。采用汉、藏双文来书写诏敕是明朝在经略西藏过程中借鉴和使用藏文化因素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明朝治藏*策逐渐走向成熟的表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助于促进明朝与西藏关系的发展以及汉藏之间的交流和了解。
明廷赏赐西藏的生活类物品包括茶叶、服饰、织物、瓷器和金银宝石物品等，这些物品多数为内地物产，在其中一些物品上也发现有藏文化因素存在，应该是内地制作时有意加入的。织物和服饰是明廷赏赐西藏的主要物品，其中织物包括锦缎、纻丝、绫、绢、罗、纱等，服饰则多为僧帽、禅衣、禅裙、袈裟、氅哈剌等僧人使用的宗教服饰。这些织物与服饰除了有花卉、龙纹和云纹等汉地传统的纹样外，还有八宝纹（八吉祥纹）这种具有藏传佛教色彩的纹样。如永乐六年（）正月明成祖赏赐给大宝法王寿字八吉祥御罗手帕一条、织金八宝云翠蓝纻丝一匹、深桃红暗花八宝云夹贴里和大红天花云嵌八宝夹禅裙各一件[12]；明成祖也曾赏赐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带八宝纹的衣服[1]。又如正统七年（）九月明英宗回赐给尚师哈立麻的织物中有浑织金宝相牡丹花嵌八宝大红纱二匹、浑织金牡丹花嵌八宝深桃红纻丝二匹、印八宝珊瑚熟彩绢三匹和暗八宝天花绿纻丝一匹[14]。八宝纹（八吉祥纹）是藏传佛教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宗教图案，明廷用装饰有这种纹样的服饰和织物赏赐西藏人员，应该与这种纹样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和影响有关。
明朝给西藏赏赐了不少的瓷器，这些瓷器的造型和装饰纹样大部分为内地所常见，但仍有部分瓷器比较特别，带有藏文化的相关因素。在明朝赏赐西藏的瓷器中，僧帽壶是一种造型比较特别的器物，目前可见永乐时期的白釉锥刻缠枝莲花纹僧帽壶（图2-17）、宣德时期的青花藏文莲托八吉祥纹僧帽壶（图2-21），以及明代早期的掐丝珐琅番莲纹僧帽壶等（图2-0）。这种瓷质僧帽壶早在元代就已经出现，是藏传佛教使用的一种宗教器皿，其造型来源可能和西藏有关[15]。明朝永乐时期恢复了僧帽壶的烧造，应该是为了服务明朝宫廷的藏传佛教活动以及赏赐西藏的需要。
除造型外，明朝赏赐西藏的部分瓷器在装饰纹样方面也吸纳了藏文化因素，使用藏文、梵文和八吉祥纹等作为瓷器的纹样。目前西藏发现有不少用藏文和梵文装饰的明代瓷器，其中绝大部分为宣德时期的产品。西藏博物馆收藏有三件带藏文的高足碗，其中一件为青花八宝纹藏文高足碗，碗内有藏文祝祷词，内容为“白日安好，夜晚安好，日中安好，日夜安好”（图2-20）。另一件青花缠枝莲托八宝纹高足碗的内壁也有藏文一周，碗底心的双圈内饰一梵文六字真言[16]。西藏布达拉宫保存有两件带藏文的宣德瓷器，其中一件为青花藏文高足碗，在器壁外有青花藏文吉祥祝词一周，意为“昼吉祥，夜吉祥，正午吉祥，昼夜吉祥，三宝吉祥”[17]。另外后藏的萨迦寺也收藏有两件带藏文的宣德瓷器，其中一件为青花五彩莲池鸳鸯纹高足碗，在碗内壁口沿处装饰青花藏文一周，意为“昼吉祥，夜吉祥，正午吉祥，昼夜吉祥，三宝吉祥”（图2-79）[18]。目前西藏发现的宣德以后的带藏文瓷器仅万历时期的青花庭院仕女纹高足碗，该碗内壁有一圈藏文，内底有一带圈梵字（图2-29）。上述这些带藏文或梵文咒语的瓷器很可能是明朝专为西藏诸法王举行法会而烧制的宗教法器[19]，是明朝根据西藏宗教习俗和宗教需要而制备物品的行为体现。
西藏现存较多装饰有八吉祥纹（八宝纹）的明朝内地瓷器，如后藏萨迦寺收藏的明代青瓷八宝莲花碗[20]、拉萨哲蚌寺收藏的明成化年制斗彩莲托八宝纹杯[21]等。另外上面提到带藏文的宣德瓷器中也有不少同时使用八吉祥纹做装饰，这些瓷器之所以将藏文与八吉祥纹搭配使用，应该与二者共同的西藏属性有关。另据西藏档案馆藏永乐六年（）正月明成祖给如来大宝法王的致书显示，明成祖曾赏赐大宝法王“白瓷八吉祥茶瓶三个”[22]。上面提到的这些瓷器或在造型，或在装饰要素上接受了西藏的影响，有意加入了相关藏文化要素，以便使这些瓷器能够更好地符合西藏社会的文化传统、审美习惯和宗教心理。
明朝赏赐西藏的宗教物品包括金铜造像、法器、唐卡和经书等类型，这些物品是明朝有意针对藏族地区制作和安排的。除了内容安排上的因俗制宜外，这些宗教物品在制作时也借鉴和融入了一定的西藏因素。首先是金铜造像，明廷赏赐西藏金铜造像的题材有祖师、佛陀、菩萨、密修本尊、护法与女尊（佛母等）等类型，其中祖师像有明成祖赏赐给大国师果栾罗葛罗坚藏巴里藏卜的“镀金铜佛像大宝法王”[2]；菩萨像有四臂观音、金刚萨埵与文殊等类型；密修本尊有大威德金刚、上乐金刚和喜金刚（图2-51）等；护法有大黑天（图2-52）、吉祥天母（图2-5）、地狱主（降阎魔尊）、马头金刚和地狱主曼陀罗等；女尊则有摩利支天（积光佛母）、金刚亥母、持世菩萨（财续佛母）、白度母和绿度母等。上面列举的这些金铜造像本身就是藏传佛教的常见题材，同时在风格与样式上也遵循了一定的藏地传统，显然是明廷专门针对藏传佛教人员及其信仰者而有意制作的。此外还有学者指出，明廷在赏赐西藏人员造像时已经考虑到了不同教派在教义和信仰上的差异，注意因教施像[24]。
西藏保存有多件永乐时期的铜鎏金莲花曼陀罗，如萨迦寺的铜鎏金八瓣莲花喜金刚曼陀罗[25]、布达拉宫的铜鎏金八瓣莲花大威德金刚曼陀罗（图2-68）等。上述这种莲花状造型的曼陀罗在明代以前的内地并未发现，但却在宋元时期的西藏已经存在[26]，说明永乐时期制作的这种莲花状曼陀罗之原型应该来自西藏。据《西天佛子源流录》记载，永乐乙酉（永乐三年）年，藏僧班丹扎释之师班丹坚错便“奉命按经依法，教令各工制造坛场诸法仪像、铃杵供器”[27]。上述记载表明，明廷在制作金铜造像时不仅安排了藏僧进行指导，而且还“按经依法”，即遵照藏传佛教造像的规范和样式。由此可见，明廷赏赐给西藏的金铜造像在题材、风格和样式的选择上充分考虑了西藏的宗教传统和信仰习惯，甚至直接模仿西藏的造像内容。
明朝赏赐西藏的宗教物品中还有法器、绢画唐卡和经书等，这些物品的制作亦因循了藏传佛教的某些习俗和规范。明朝赏赐西藏的法器中有铃杵、钹、曼陀罗、佛塔和寺院模型等，其中有的铜铃上有八思巴字和梵、汉文[28]，铜钹上有藏文[29]（图2-61）；佛塔为藏传佛教样式的“善逝八塔”[0]（图2-65），寺院模型则为明朝从南亚获得的菩提伽耶寺院模型（图2-66）。据《西天佛子源流录》记载，明廷用于赏赐西藏的法器也是“按经依法”并有藏僧参与制作[1]；而菩提伽耶寺院作为佛教圣迹，备受佛教人员的尊崇，其模型被用来赏赐藏僧，自然也容易得到他们的欢迎和接受。
西藏还保存有不少由明廷赏赐的唐卡及绢、纸类佛画，它们的质地虽然与西藏本地制作的唐卡有所不同，但明显是对藏地唐卡的模仿，其中不少作品可能还是根据藏地粉本制作的。同时，这些唐卡的主题也多数为藏传佛教的内容，如阎摩敌[2]、胜乐金刚[]、大威德金刚（图2-7）、喜金刚[4]、吉祥时轮金刚[5]和救度佛母[6]等。后藏康马县乃宁曲德寺保存有一幅释迦佛立像绢画，据其上“大明皇帝御制旃檀佛像”和“永乐十年四月十七日”的题记可知这幅绢画是明成祖赏赐给西藏的。该绢画及其上的释迦佛虽然完全是汉地的风格与样式，但仍然可见藏文化因素存在，如绢画上的藏文，释迦佛上部左、右两侧的喇嘛形象[7]（图2-74）。为了使西藏人员更好地了解和认识这些唐卡的信息，明廷会在唐卡上织出藏文款识，如大慈法王像唐卡上有“至善大慈法王大圆通佛”的藏文款识[8]；又如布达拉宫收藏有一幅大庆法王领占班丹绣施的普贤菩萨像唐卡，其最下方用金线绣有相同内容的汉、藏双文题款（图2-80）[9]。
西藏至少保存有两部永乐版朱砂《甘珠尔》（图2-71），这是目前公认西藏最早的木刻版藏文刊印本。该版《甘珠尔》是永乐八年（）明成祖为追荐去世的徐妃而下令在南京刊刻的，在印本扉页附有明成祖御书的《大明皇帝钦定甘珠尔赞》和《大明皇帝钦赐赞词》两赞文的汉文原文及藏文译文。据《大明皇帝御制藏经赞》中“遣使往西土取藏经之文，刊梓印施，以资为荐扬之典”的内容可知，这版《甘珠尔》虽然由内地印制，但所依母本则来自“西土”，具体为西藏蔡巴版《甘珠尔》[40]。由此可见，明廷制作并用来赏赐西藏的法器、唐卡和经书等无论是物品类型，还是物品的特征与要素都和藏传佛教关系密切，有意模仿或者直接加入藏文化因素，这是明朝基于西藏宗教和社会传统而“因俗”安排赏赐物品的策略体现。
从前文的论述来看，明朝赏赐西藏的一些*治类、生活类及宗教类物品在许多方面都不同程度地根据西藏文明的特点和传统作了调整。首先是选择的赏赐物品尽量符合西藏社会和宗教的习惯与需要，同时在赏赐物品的设计和制作上也有意加入与西藏文明和藏传佛教相关的要素。明朝对赏赐西藏物品的上述安排是明朝面对西藏社会和宗教现实而从物质文化角度来采取“因俗制宜”的治藏策略之体现，有利于西藏人员从文化与心理上接受和认同明朝及其赏赐的物品。
明朝上述“因俗”治藏的策略促进了汉藏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首先，为了制造出符合西藏社会习俗和宗教传统的赏赐物品，明朝会借鉴和吸收西藏的相关因素，这便使得西藏文化能够比较顺畅的传播和影响到内地。而当明朝制造的带有汉、藏双重因素的内地物品被赏赐到西藏后，又会对西藏产生影响，如此也促进了内地文化向西藏的传播。正是由于这种相互借鉴与相互影响，才不断地推进汉藏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二、寓文于物——明朝赏赐西藏物品中的象征性汉地因素明朝不仅在赏赐西藏的部分物品上有意加入藏文化因素以迎合西藏的社会传统和宗教需要，而且也会在某些赏赐西藏的物品上加入一些象征性的汉地因素，以便向西藏传达和表现明朝的意志和动机，彰显内地文明的优越性。据现有文物材料显示，在明朝赏赐西藏的部分物品上存在一些具有特殊意涵的汉地因素，这些因素往往具有*治和宗教上的象征意义。
龙纹是汉地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图案，在元、明时代已经成了皇权的象征，具有特殊的*治与等级意义，其使用方式和使用对象都有比较严格的制度规范。在明朝赏赐西藏的许多物品上都可见龙纹或龙的形象，如印章、丝绸、瓷器、法器、唐卡、玉器于墨锭等。印章作为*治物品，本身就是明朝权威和地位的象征。从目前西藏保存的明廷赐印来看，仅大宝、大乘二位法王获赐的玉印使用了四爪双龙钮（图1-22、图1-2），其他人员的印章均未使用龙钮，这明显是为了突出大宝法王与大乘法王的地位以及明朝对他们的优待。
带龙纹的丝绸见于后藏扎什伦布寺甲纳拉康（意为汉佛堂）中的双龙金丝织锦缎顶幔华盖（图2-11）以及藻井上的二龙戏珠纹锦（图2-81）[41]。据西藏档案馆藏永乐六年（）正月明成祖给大宝法王的致书显示，大宝法王获赐的物品中有“白磁茶钟九个，红泊斜皮骰手全：五龙五个，双龙四个”[42]；这里的五龙和双龙应该是指瓷器上的龙纹数量。目前西藏保存有不少明代龙纹瓷器，如宣德青花海水龙纹高足碗（图2-19）、正德*地青花云龙纹碗（图2-25），嘉靖青花云龙纹执壶（图2-26）和青花穿花龙纹高足碗[4]，以及万历五彩龙凤纹盘[44]等。上述这些瓷器上的龙纹多数为五爪龙纹，少数为四爪龙纹。
明朝赏赐给西藏人员明朝内地的部分法器上也存在龙纹图案，其中以铜钹最常见。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收藏有一副永乐款铜钹，其上有双龙戏珠图案（图2-61）。宣德款铜钹目前在西藏发现较多，见于萨迦寺（图2-82）[45]、尼木杰吉寺[46]、吉隆曲德寺[47]、昂仁维桑林寺[48]、昂仁扎桑寺[49]、色拉寺[50]和亚东东嘎寺等处[51]。宣德铜钹的特征整体接近，均饰有双龙戏珠图案，双龙之间为火焰宝珠，宝珠上常刻有汉文“寿”字。明廷颁赐的唐卡也同样有使用龙纹的情况，如西藏博物馆收藏的大慈法王刺绣像唐卡之下部有一对戏珠的五爪龙纹（图1-24），这件唐卡可能是明廷赏赐给释迦也失或其弟子的物品。
西藏保存有不少明朝内地制作的玉器，其中部分玉器上也有龙纹图案。西藏博物馆有两件服饰用玉，一件为龙纹青白玉銙，在其正面减地浮雕一龙（图2-14）；另一件为龙纹青白玉铊尾，其上也雕有龙的图像（图2-15）。西藏博物馆还收藏有带龙纹的青白玉托盘和青白玉方执壶，其中青白玉托盘上的龙纹较为抽象，采用减地浮雕表现[52]；青白玉方执壶则在腹部浮雕一条正面龙纹[5]。此外西藏还保存有一件带“龙香御墨”和“大明成化年制”款识的墨锭，其上装饰有龙戏珠图案（图2-42）。
通过前文的论述，可知西藏发现的明朝内地造龙纹器物非常多样，这些器物制作精美，多数是明朝官方作坊的产品。作为一种象征等级和地位的汉地纹样，龙纹通常与皇权相关，其中五爪和四爪龙纹更是有严格的等级规范。明廷使用带龙纹物品赏赐西藏人员的背后应有一定的目的和动机，那便是宣示明廷对受赐者的优待，同时也依托龙纹这种具有象征性的汉地因素来向西藏传播内地的等级观念和*治文化。
除龙纹这种具有*治象征意义的纹样外，明朝赏赐西藏的部分物品上还出现了汉地特有的一种宗教纹饰——八卦纹。在拉萨哲蚌寺郭芒扎仓房间的顶部有一件丝绸天棚，所用丝绸的主体部分以*色为底色，其上除了云纹和众多的五爪龙纹外，在方框内部的四角及四方中部还有八个特殊的图案（图2-8）[54]，是为八卦的八种卦形，分别名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八种自然现象[55]。这匹丝绸上的龙纹具有典型的明代特征，其上的五爪龙纹表明其应该是明朝特赐的物品。后藏萨迦寺的佛堂中有一件明朝内地制作的雕龙玉钟，为透雕的蟠龙纹钟钮，在钟体上部有一周浅浮雕的八卦纹（图2-60）。西藏布达拉宫保存的一件青白玉云凤八卦纹竹节足爵上也发现有八卦图案，这件玉器可能原为明朝宫廷的陈设物品（图2-84）[56]。上述这些带有八卦纹的物品都十分贵重，可能是明廷给西藏人员的赐物。此外西藏博物馆还收藏有一对镶银翅海螺法号，在银翅正面铸出浮雕效果的八卦图案；据法号上面的汉文款识可知其是由明代汉地制作的（图2-64）。上述这些器物上的八卦纹原本是汉地道教中的一种标志性图案，蕴含着汉地传统朴素的哲学和宗教思想。明朝之所以会赏赐西藏一些加入了八卦纹的物品，可能与明朝借此向西藏传播汉地思想和文化的动机有关。
汉字是内地文明最基本和最具代表性的要素之一，是明朝与边疆民族和周边“藩国”交往时使用的首要文字，也是体现明朝在*治与文化上具有优越性、正统性及主导性的重要标志。为此，明朝不仅在赏赐西藏的物品上有意使用汉字，而且还将部分汉字作为一种装饰要素放到相关器物上。首先，明朝赏赐西藏的印章与诏敕等*治类物品都优先使用汉字，如明廷颁给西藏人员的绝大多数印章仅使用汉字（附录表1），即使少数使用非汉字（八思巴字或梵文）的印章通常也会带有汉文款识[57]。虽然洪武时期颁给西藏的诏敕仅有汉文，但到永乐时期已经同时使用汉、藏双文，通常汉文放在藏文之前。由于明代能够阅读汉文的西藏人员毕竟稀少，因此明廷所颁印章和诏敕上的汉文在信息传递方面的作用应该非常有限。
明廷赏赐西藏的经书、绢画和唐卡上也常有汉字存在。西藏色拉寺和布达拉宫保存的永乐八年()版朱砂《甘珠尔》之木夹板上均刻图案边框，内用汉、藏两体文字刻写本函目录；同时在每函中均放有永乐皇帝书写的《大明皇帝御制藏经赞》和《御制后序》两赞文的汉文原文与藏文译文，一式两份[58]（图2-71）。康马县乃宁曲德寺收藏有一幅永乐十年（）的释迦牟尼卷轴绢画，在画面的左、右两侧分别有汉、藏双文书写的“大明皇帝御制旃檀佛像赞”，内容相同，其中仅汉文赞词就有千余字[59]（图2-74）。江孜白居寺保存有一幅带“大明永乐十四年四月十七日施”款的钳青纸地泥金《御制救度佛母像》，应即文献记载的“镀金彩画”一类，其上有用汉文书写的《御制救母赞》[60]。
西藏博物馆收藏有一幅《噶玛巴为明太祖荐福长卷图》，这是明成祖赏赐给大宝法王的物品，该画卷上有用汉文、畏兀儿文、傣文、藏文和回鹘式蒙古文这五种文字书写的说明，其中汉字排在第一位[61]（图2-76）。类似这种同时使用多体文字的现象在元代就已经出现，有学者认为这“标示着新时代多民族宗教观念与正统思想的趋同，并以禳灾延寿的吉祥寓意象征着一个和谐相处的多民族国家新纪元的开始”[62]。因此我们推测《噶玛巴为明太祖荐福长卷图》的绘制或许也有这样的期盼。西藏现有两幅大慈法王像刺绣唐卡，其上均有汉、藏文的大慈法王名号（图1-24、图1-2）。上面这些由明廷赏赐的物品都同时使用汉、藏双文，其中藏文作为西藏的文字，其存在是为了方便西藏人员更好地了解和认识这些物品；而汉字作为内地的文字，其在西藏的识读对象非常有限，但明朝仍然坚持使用汉字并有意安排在藏文之前，显然与汉字是明朝中央*权和汉地文明的象征有关。
明朝赏赐西藏的很多物品都带有汉字年号款，这些铭款的性质、格式和内容通常比较一致。例如明廷赏赐西藏的金铜造像和佛塔、铃杵、铜钹、钢剑等法器上一般都带有汉字年款，如明成祖时期的“大明永乐年施”款，明宣宗时期的“大明宣德年施”、“大明宣德年造”、“大明宣德年内加金银制”、“大明宣德五年内加金银造”和“大明宣德五年秋月内加金银造”等（附录表6、7）。明朝赏赐西藏的官窑瓷器也基本都带有相应的汉字年款，如“永乐年制”、“大明宣德年制”、“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嘉靖年制”和“大明万历年制”等（附录表4）。除此之外，明朝赏赐西藏的唐卡和墨锭等物品上也常见汉字年款（附录表8），如大昭寺保存的胜乐金刚刺绣唐卡和大威德金刚缂丝唐卡上带有“大明永乐年施”汉字年款[6]，罗布林卡收藏的一块墨锭上有“大明成化年制”款[64]。
使用年号款的做法本是内地官作手工业传统的习惯和规范，但当这些标有统治者年号款识的物品被用来服务于明朝经略西藏的需要时，便具有了*治和文化上的象征意义。首先，汉字年款是西藏判别和认识内地物品一个重要标志，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文化属性。据明代藏文文献记载，西藏早已知晓明朝所赐物品上汉字年款的意思，明确指出这是“皇帝之汉文年号”[65]。在中国古代，统治者的年号具有*治意义，是体现统治者及其*权合法性与正统性的重要依据；在与周边藩国和边疆民族交往的过程中，边疆民族与藩属国对明朝统治者年号的接受和认同是他们奉明朝“正朔”与“顺天道”的表现，是明朝在*治上处于主导地位的重要标志。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朝赏赐西藏物品上的汉字年号款自然也就成了一种具有*治象征意义的文化因素。
在明朝赏赐西藏的物品中还有一些直接象征明朝统治者的特殊物品，如万岁牌、皇帝画像等。西藏昌都噶玛寺原有一件明代万岁牌，上书汉字“皇帝万岁万万岁”（图2-78）。据相关材料显示，明代藏族地区有不少寺院都曾供奉过万岁牌，如乐都瞿昙寺、永登县妙因寺[66]和康乐县西蜂窝寺[67]等；其中瞿昙寺的万岁牌至今保存完好，为宣德二年（）御用监太监们所立，正面为梵、汉、藏三体文字对照的“皇帝万万岁”[68]。西藏布达拉宫收藏有一件永乐二年绘制的《明成祖朱棣御容像》，装在特制的长盒中[69]（图2-75）。上述两件物品具有特殊的*治意义，是明朝统治者的直接象征，它们被用来赏赐西藏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向西藏社会介绍和宣扬明朝统治者，以促进西藏对明朝统治者的尊崇和认同。
综上所述，明朝赏赐西藏的部分物品上存在不少具有象征意义的汉地因素，如龙纹、八卦纹、汉字与年号款，以及代表明朝统治者的万岁牌和御容像等。这些因素不仅是明代汉地文明的典型代表，而且也蕴含着一定的*治意义。明朝有意使用带有一定象征性汉地因素的物品来赏赐西藏，其目的和动机应该比较明确，一是以这些因素为媒介来向西藏传播汉地的文化和思想观念，二是利用这些因素及其承载的理念向西藏宣扬内地文明的优越性与先进性，以及明朝在汉藏*治关系中的主导和正统的地位，以促进西藏对明朝的认同。
通过对明朝赏赐西藏物品的文化因素分析，不仅使我们对明朝赏赐西藏的物品及其负载的汉、藏文化因素有了一定的认识，而且还对这些因素的内涵及其反映出的明朝治藏策略与动机有了相应的了解。首先，明朝赏赐西藏的物品会有意使用符合西藏社会习俗、文化传统和宗教观念的相关因素，以便得到西藏社会的接受和认同。同时，明朝还有意使用一些带有象征性汉地因素的物品来赏赐西藏的人员和寺院，以便向西藏传达和表现明朝的意志与动机。总之，明朝对赏赐西藏物品的安排和设计充分考虑了西藏文明的特点，同时又兼顾了自身的*治需要。正是在明朝这种“因俗制宜”和“寓文于物”的文化策略下，西藏与内地都出现了许多兼容汉、藏的文化因素，为汉、藏文明的相互了解与进一步融合创造了条件。
[1]西藏博物馆编，何晓东著：《历史的见证——西藏博物馆藏历代中央*府治藏文物集萃》，四川美术出版社年版，第88、94—95页。
[2]欧朝贵、其美：《西藏历代藏印》，西藏人民出版社年版，第42、45页。
[]欧朝贵、其美：《西藏历代藏印》，西藏人民出版社年版，第44页。
[4]欧朝贵、其美：《西藏历代藏印》，西藏人民出版社年版，第41页。
[5]甲央、王明星主编：《宝藏——中国西藏历史文物》，朝华出版社年版，第18—19页，图49；第—页，图52。
[6]李帅：《明朝颁赐藏僧象牙图章研究》，《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期。
[7]《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编纂委员会编撰：《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中国藏学出版社年版，第96页。
[8]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历史档案荟萃》，文物出版社年版，图27。西藏博物馆编，何晓东著：《历史的见证——西藏博物馆藏历代中央*府治藏文物集萃》，四川美术出版社年版，第64—67页。甲央、王明星主编：《宝藏——中国西藏历史文物》，朝华出版社年版，第—17页，图57。
[9]巴卧?祖拉陈瓦著：《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六）》，周润年、张屹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1期。
[10]恰白·次旦平措等著：《西藏通史——松石宝串》，陈庆英等译，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古籍出版社、中国西藏杂志社年版，第—页。
[11]拉巴平措：《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中国藏学出版社年版，第99—页。
[12]西藏档案馆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1）》，中国藏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1]拉巴平措：《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中国藏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14]西藏档案馆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1）》，中国藏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15]何鸿：《从僧帽壶瓷器看汉藏文化交流》，《荣宝斋》年第5期。赵宏：《故宫博物院藏明清时期藏、蒙俗瓷器》，《故宫博物院院刊》年第1期。[16]西藏博物馆编：《西藏博物馆藏明清瓷器精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年版，第4—5页。
[17]布达拉宫管理处编：《布达拉宫珍宝馆图录》，中国藏学出版社年版，第42页。
[18]翟向东主编：郑堆、德吉卓玛：《中国西藏：萨迦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年版，第页。
[19]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紫禁城出版社年版，第4页。
[20]翟向东主编：郑堆、德吉卓玛：《中国西藏：萨迦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年版，第页。
[21]王望生：《拉萨哲蚌寺藏两件明清瓷器》，《文物》年第11期。
[22]西藏档案馆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1）》，中国藏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2]西藏档案馆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1）》，中国藏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24]*春和：《明代永乐宣德宫廷藏式金铜佛像（下）》，《收藏家》年第5期。
[25]李冀诚撰文，顾绶康、康松摄影：《雪域名刹萨迦寺》，中国藏学出版社6年版，第页。*春和：《藏传佛像艺术鉴赏》，华文出版社年版，第14页，黑白图97，附录。
[26]《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编纂委员会编撰：《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中国藏学出版社年版，第4—5页。
[27]张润平、苏航、罗炤编著：《西天佛子源流录——文献与初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第16页。
[28]《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编纂委员会编撰：《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中国藏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29]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局、日喀则市扎什伦布寺民管会编：《扎什伦布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8年版，第页。
[0]上海博物馆编：《雪域藏珍——西藏文物精华》，上海书画出版社1年版，第—页，图46、47。
[1]张润平、苏航、罗炤编著：《西天佛子源流录——文献与初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第16页。
[2]周炜、索文清主编：《吉祥宝藏：西藏珍藏的中原及皇家瑰宝》（下册），中国藏学出版社年版，第—页。*能馥、陈娟娟：《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历代织绣珍品研究》，中国纺织出版社2年版，图8-，第页。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大昭寺藏永乐年间文物》，《文物》年第11期。周炜、索文清主编：《吉祥宝藏：西藏珍藏的中原及皇家瑰宝》（下册），中国藏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4]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西藏文物精粹》，紫禁城出版社2年版，第99—页，图72。
[5]刘鸿孝主编：《布达拉宫秘宝》，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9年版，第页。
[6]宿白：《西藏江孜白居寺调查记》，《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年版，第18页。
[7]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康马县乃宁曲德寺的明代佛像绢画》，《南方民族考古》第四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年版，第—02页。
[8]西藏博物馆编，何晓东著：《历史的见证——西藏博物馆藏历代中央*府治藏文物集萃》，四川美术出版社年版，第6页。
[9]欧朝贵：《介绍两幅明清唐卡》，《文物》年11期，图一。欧朝贵：《大庆法王领占班丹绣施普贤菩萨像考释》，《西藏研究》年第2期。
[40]嘉措、平措等：《拉萨现藏的两部永乐版甘珠尔》，《文物》年第9期。
[41]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局、日喀则市扎什伦布寺民管会编：《扎什伦布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8年版，第42页。
[42]西藏档案馆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1）》，中国藏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4]周炜、索文清主编：《吉祥宝藏：西藏珍藏的中原及皇家瑰宝》（下册），中国藏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44]西藏博物馆编：《西藏博物馆藏明清瓷器精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年版，第60—6页。
[45]翟向东主编：《日喀则地区现存反映中国中央*府有效治理西藏历史文物目录》，刊印本，年版，第71页。
[46]《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编纂委员会编撰：《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中国藏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47]索朗旺堆主编：《吉隆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48]索朗旺堆主编：《昂仁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2年版，第页，图6—10。
[49]索朗旺堆主编：《昂仁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2年版，第页，图6—9。
[50]西藏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