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众媒体是当代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重要参与者、见证者、记录者，对人类文化产生着重要影响。对媒体人类学研究的梳理有助于厘清文化与媒体的概念，提炼出媒体人类学的内在文化本质，概括出媒体人类学研究对象的流变特征，从而推动学界对媒体人类学独立学科身份的更广泛认同与探索。媒体人类学的未来研究应充分运用民族志方式，结合数字网络和新型技术便捷、即时的优势，在大众媒介、人类学和社会文化的不断互动中向前发展。在新旧媒体对文化生活的讲述、散布和影响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到对文化的调解、制造、再解释过程，而这一体系化过程本身也构成了文化研究和媒体人类学的研究对象。
关键词：媒体人类学；民族志；大众媒介；文化制造
作者：王华,刘原芃，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媒体人类学（mediaanthropology）也被译作媒介人类学，或称大众传播媒介人类学（anthropologyofmassmedia）。从名称上看，注定绕不开对人类学与媒体关系的探讨，绕不开对它交叉学科身份的层层剥离，而围绕文化生产及传播的角度观照媒体人类学的发展脉络，发掘其独具特色的制造文化特征，能够在宏观上丰富并创新媒体人类学在当代的研究意义。笔者通过梳理与分析媒体人类学的相关文献成果，厘清文化与大众媒介的概念，并在媒介融合发展环境下，提炼出媒体人类学的内在文化本质，概括出媒体人类学研究对象的流变特征，从而推动学界对媒体人类学独立学科身份的更广泛认同与探索。
一、媒体人类学的流变与内涵
相对于传统人类学，大众媒体的大众性意味着提供娱乐、低俗的信息。但是，在文化多样性的视角下，人类学和大众媒体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如有的学者认为，“大众传媒在人类学上有多种理解角度：作为制度、作为工作场所、作为交往实践、作为文化产品、作为社会活动、作为美学形式以及作为历史发展”[1]。从各国的传播发展史来看，传播制度体现并反作用于各国*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马克思、恩格斯的精神交往理论将人类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物质交往、精神交往活动辩证地结合在一起。作为文化产品的大众传播形态，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网络和新兴媒介都为人类学家研究文化多样性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材料。
（一）人类学与大众媒体：从工具性接触到交叉学科的转变
人类学和大众媒体的真正接触始于工具性接触，即人类学家将大众媒体视为一种向受众传达人类学知识的传播工具。许多人类学家将媒体的功能视为“通讯器”以及学术知识的“存储库”[2]。直到20世纪40年代，人类学家研究广播传媒的文化、社会、*治及心理影响的兴趣激增，媒体才真正成为人类学研究和人种学研究的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电视的大众化、印刷文化的衰落导致智力及情感上的混杂、焦虑等因素，人类学家重新思考扫盲的历史意义及其对文化和传播的影响[3]。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类学家关于口头、读写能力和电子媒体之间历史过渡的文化含义的辩论越来越多。
年，PeckRobert重新发现大众媒体与社会文化之间密切的联系。他指出，每种文化都存在社会传播的现象，
如果将大众媒体理解为一种新形式，并进一步发展其社会传播功能，是没有理由排除这一领域的[4]。20世纪下半叶，电影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广泛运用在民族志中，使影像民族志逐渐增多。法国著名导演、真实电影创始人JeanRouch拍摄的电影《我是一个黑人》,以一个尼日利亚黑人青年的自述，记录了非洲乡下青年人离乡打工的生活。与印刷成果相比，带有生动画面的影像为人类学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机遇，尽管它的成本更加昂贵。自此，媒体人类学开始围绕一系列关于视觉传播的方法和理论对话，逐步实现了分支学科身份的迭代。
媒体人类学的整合应当追溯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费·金斯伯格等将这一阶段视为“地理和理论焦点的重新定位”时期[5]13。在这一时期，人类学家对过去半个世纪来媒体重要性上升这一变化过程进行了重点分析，他们围绕本土媒体的实验研究和辩论，为视觉人类学到媒体人类学的过渡提供了自然转折点的依据。从大众传播角度看，媒体研究的学者们将人类学视为一种方法论的提供者。大众传播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人类学领域中的心理和宗教理论可用于理解工业社会中的大众媒体。从传播效果开始，强调社会心理特征以及社会文化的重要性，受众不再被视为被动接受信息的靶子，媒体研究也不再是传播学者的个人秀。民族志研究方法被新闻工作者视为一种新的工具。“随着记者从对事实的直接报道转向对这些事实的解释，他们发现调查、参与式观察和实地实验的社会科学技术为他们提供了更好的事实发现工具。”[2]
著名新闻学者JamesW.Carey在年撰写的《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引用了人类学理论，他将仪式的经典概念与符号的新理论联系起来，并将其应用于解释传播行为，形成了著名的传播传递观与仪式观思想。传播的传递观源自地理和运输方面的隐喻，其根源实际上在于宗教态度，“交流被视为一种过程和一种技术，有时会出于宗教目的而扩散、传达、散布知识、思想和信息，从而越来越远地控制空间和人”[6]14。传播的仪式观也是源自宗教的观点，但与宗教的布道、指导、告诫作用不同，仪式观中认为传播“在有序，有意义的文化世界的构建和维护中，可以作为人类行为的控制器和容纳器”[7]15。这项研究成果迈出了基于人类学概念划分传播概念的重要一步。
SaraDickey曾认为，“当传播问题需要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予以回答，人类学家开始进入了大众传播领域”[8]。除了从人类学角度研究大众传播，媒体人类学面临的更大挑战是将大众传播的研究整合到对现代生活的整体分析中。这一整合工作不应交给任一方单独完成，而是需要双方携手共同在一个新的学科领域中建立起理论和方法。
（二）媒体人类学：搭建独立的学科框架
人类学对媒体本身及其在文化意义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