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六七十年的发展，“文化研究”走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由上海大学王晓明教授倡导并全力支持召开的年上海国际文化研究学会的年会，主题就是“文化研究的十字路口。文化研究的现状几何，又该走向怎样的未来。今天的三篇文章，由周志强讲授引入“主持人语”，呈现孟登迎和颜桂堤两位学者的论文，主要对此问题作出思考与回答，并在观点交锋间形成对话。
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未来
主持人语《文学与文化》年04期。文周志强南开大学文学院孟登迎和颜桂堤的论文，是我主持这个栏目以来所遇到的最让我觉得有话要说的文章。经历了六七十年的发展，“文化研究”走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由上海大学王晓明教授倡导并全力支持召开的年上海国际文化研究学会的年会，主题就是“文化研究的十字路口”。我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对于文化研究这一学科的现状和未来做了自己的评述。虽然很长，也愿意在此摘录，与两文对话：金融危机和全球泛滥、欧盟内部矛盾的深化、里根主义的退场、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型以及新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大众*治的崛起，都在悄然改变文化研究曾经面临的种种议题。世界工厂所带来的资本危机转嫁功能的消解、反全球化和再全球化的对立，预示了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另一种文化机制的出现和可能性，又令文化研究陷入新的反思。如果说，此前国际文化研究学界的核心目标是致力于对资本主义乃至文化危机和矛盾的批判和分解，那么，现在中国的崛起和美国为代表的资本社会的衰退，以及全球经济动力不足，是否说明了文化研究历史使命的终结？抑或这种改变不过是文化研究所思考的现代文化矛盾的转化形态？在今天，尽管占领华尔街运动、法国*马甲运动一直到民粹主义*治的降临，都似乎与七十多年来国际文化研究所面对的各类社会*治相似，却失去了过去社会*治运动的“*治合法性”，搅动这些运动的国家-民族主义思潮、“新冷战”思维，都不能成为文化研究斗争哲学的现实基础。在国际文化研究学界曾经是主导性话语的性别*治、阶级理论和种族议题，也相应丧失了思想原创的魅力和对青年人的号召力。相反，犬儒主义（季广茂将其称之为“狗智主义）则通过其意识形态的“淫荡性”，抽空文化研究抗争*治和批判意识的内核——我知道这个一点也不“崇高”，但是那又怎样？我们只不过想活得好一点！新民粹主义的语法不正是这样展开的吗？所以，从全球文化和*治的状况来看，文化研究议题的“落空”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文化研究从何处来又往何处去？从文化研究的历史中，可否构想其未来的*治命题？这已经成为当前文化研究发展的关键性疑问。事实上，早在多年之前，“文化研究的未来”这个命题就已经悄然发生。格罗斯伯格所反思的“文化研究的未来”，指向日常生活意义和意识的结构性转向，也同时暴露了文化研究的焦虑：批判力量的消解、流行文化的壮大与权力话语的赤裸裸，都凸显了“改造世界”的脆弱。当前中国文化研究所面临的的情形也有其独特内涵：“国学”与“修养”话语结合，把个体性围困在种种经验的纯粹和不再需要深度反思的时空瞬间；道德主义与民生话语，把私人生活与一种新生活理性缠绕在一起，感性主义的生活意识正在退场，身体*治话语落空；新权威主义的文化崛起，对于问题的解决掩盖了对于矛盾所带来的危险的认知——“只要行动，就一定能解决”，成为不承认存在结构性矛盾的意识基础；艺术审美领域想象力的大爆发和象征界生产符号的匮乏，形成鲜明的对照；伦理退化症暗含了家庭至上、爱情第一和感恩为先的生活理论的确立。文化研究的批判意识，正在面临其所“启蒙”的新型知识大众的质疑：“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人们重新拥抱“绝对性”，获得来自“大对体”的充实感。简言之，文化研究所致力于批判的种种消费主义、傻乐主义和宰制主义，要么已经变成了人们唯一可选择的生活，要么变成一种“硬核话语”，不再接受思想拷问和理论触摸。老孟——我习惯这样称呼孟登迎——的文章可以看作是这一问题的一种“正面应对”。他一方面重新反思了当代青年文化存在的种种失衡现象，同时，也深刻批判了“青年”本身意义的消解——很遗憾他没有引用我的“青年消失论”。他以鲜活的例子分析了当代青年不仅在经济上面临困窘，还在心理层面上遭遇某种“压迫”———我曾经将这种压迫称之为“抽象性压抑”，即不自觉地把个人的价值捆绑到欲望所激活的想象之中。收入很低的城里打工者，攒钱的目的乃是购买苹果手机。老孟深刻洞察这种心理的“死循环”，并尝试寻找新的出路。老孟这几年跑了很多地方，不仅实地考察了青年志愿者回到乡间重建乡村的生活，还更多地见证了这种生活带来的青年精神本身的转变。在文中，他以钱理群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潘晓讨论”为切入点，重新讨论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集体、个人与自我、逐利与修德、理想与现实、青年人与成人社会的关系，尝试为青年文化的研究注入社会*治的理想主义和功能主义命题。然而，我和老孟争论多年，共识虽多，冲突却更深刻、更激烈。老孟以及“老孟们”努力营造青年人的“幸福观”，殊不知这种“幸福观”颇多近似于齐泽克所讲的“认同幻象”，即只能通过营构稳定理性、宁静踏实的现实界（TheReality）——由象征界与想象界巧妙编织而成，才能不去面对实在界（TheReal）的恐慌。通过“幸福观”这个视角，我们看到，老孟（们）所要解决的其实是当代青年文化中存在的“做而无意义”（Livingwithoutmeanings）的问题，而不是当代文化意义生产机制的结构性困境的问题。“满怀报国热情、甘愿为民众服务的支农青年”，这是老孟为他们构造的带有“正确性”的文化面具，却依然落入“救赎”的命题——自我灵*的救赎与升华。尽管老孟不惜使用“深刻“”运动“”实践”等词语，却也无法避开他所不愿意承认的“原罪意识”，以及用“行动的崇高感”来掩盖文化本身之无意义的情形。颜桂堤——为了配合前文，我干脆称之为“小颜”吧——乃是近年来国内活跃的文化研究青年学者之一。他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