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简单的人物传记，或者说以一个人物为主体对象的长篇报告文学，甫一出版就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热议甚或说轰动，这肯定不是一件小事。尤其是在今天这个人文精神比较衰落，文学的轰动效应早已成为昨日*花的时期，这一点更是值得引起我们深思。
一、一个诗人的创作与她笔下的诗意描写对象
我与《丰年之路》的主人公宋丰年先生仅有一面之缘，与它的作者曾臻先生更是素未谋面。但是，那一点也不影响我在阅读作品之时和之后，在心灵深处不由自主的凝结出了一朵自己都感觉灵*颤动不已的崇仰与敬佩。源起于某一个刹那的这种感觉，几个月当中一直陪伴着我的生活与工作还有对于人生与社会的有时朦胧有时明晰的思考。最终，我把这些感觉与思考不很准确的捏合成了一句话：这是一个诗人和一个乡村*治家共同完成的一部艺术经典，它为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变革提供了一座可以矗立千年的精神典范。
随着我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和*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作为一个农业占有重要地位并且有举世无双的农业人口的大国来说，我国农村的发展与现代化绝不仅仅是一场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农村社会的许多因素都或多或少的制约着农村的发展，要想让中国真正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康庄大道，我们必须把农村社会变革作为重中之重进行研究与解析，从中找出能够促进我社会高速度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加以弘扬，为加块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力的借鉴与帮助。
在这有一个思想背景下，曾臻先生以一个社会学家的严谨与敏锐和一个诗性情怀极为厚重结实的诗人的执着与灵性，抓住宋丰年先生不放，毫不留情又极度温馨的把宋丰年先生的筋骨、血肉与灵*解剖、重组，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足以代表当代中国精神的灵*素描。也许如曾臻先生自己所说，她为宋丰年先生写作传记，只是二月河先生给她布置的一个命题作文，她只是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作业。但是，只要我们深入解读，就能够发现，在写作的过程中，她自己也实现了一种也许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精神的升华从而也实现了艺术的升华。
阅读曾臻和宋丰年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明确的认定了曾臻是一位诗人，而且是一位既像是技术水平极其高超的外科医生，又像是维特根斯坦一样时常有直透人心的语言锋芒的哲学家的诗人。也许这位诗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她的写作过程和不知不觉中的写作取向的悄然变化，给她的这本书带来了某种穿透生活的迷雾直奔生活本质的诗性意味和哲学意味。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史具有现代意义的阐释框架和问题意识的形成，与民族——国家建构形式的选择过程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早在近百年前，梁启超先生就敏锐的指出，现代史学的研究，要建立在对于普通人民进行现代国家意识的启蒙与塑造上，实现“人人皆以国民一分子之资格立于国中，又以人类一分子之资格立于世界”的现代性理想。
为了实现这一社会史发展的目标，我们需要梦想，需要以梦想的形式还原或者重塑我们的某种记忆，从而借以实现我们心中的理想。曾臻先生的《丰年之路》，带给我们的就是一份可以帮助我们追忆和重建理想生活的文化或者说诗意之旅。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上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人类发展史中的一个小小链环，我们都是活在历史中，“历史多方面、多色彩地塑造了我们”（保罗·利科尔语），它规定着我们，规定着我们的话语，而我们则无时无刻不在以自己的形式和自己的话语宣示着历史的规定。我们的文学艺术和所有其他学科一样，事实上每天所做的，就是在宣示历史对人的规定以及我们在这种历史的规定性中寻求自我和人类整体的幸福与快乐的努力。
无奈的是，人生只有一次，具有“不能倒带”的一次性本质；而另一方面人类也是幸运的，生命皆在成长，花必须开过才能凋谢，人必须向死而生。但在历史时间中，正向、反向皆可能出现；在倒带中，过去可以出现；在回忆中，过去可以重演；在优秀的尤其是具有作者的诗性情怀融入的人物传记中，鲜活的生命当然同样的可以再一次映现在我们面前。
从哲学社会学的意义上说，一组记忆就像是一座大厦的墙壁，这座大厦被整体框架支撑着，并且受到相邻大厦的支持，因而得到加强和巩固。个人记忆是民族集体记忆的基石，无数的个人记忆有机组合，就构成了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历史只存在于人的记忆和思考之中，历史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人对它的记忆和思考之中。同样一部历史，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乃至不同的人对其会有截然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看法。
曾臻先生的这本书，正是一组理想之光照耀下的宋丰年个人历史与中国农村社会变革发展历史的文化血脉相融的产物，也是一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史个人化的诗意言说的结晶。
二、冲破乡村*治文化樊篱成就“卡里斯马”英雄
茫茫人世间，有多少人能够在大宇宙的神秘中成为一颗星辰溶入被追寻的神秘呢？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只有溶入宇宙的神秘而不可能被追寻的啊。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幸运的，我们有我们的诗性哲学家曾臻。她以她的《丰年之路》，为我们揭示出来了一个在大宇宙的神秘中成为一颗星辰溶入被追寻的神秘世界的人物的故事。
这个人物，这个名叫宋丰年的中原汉子，是一颗闪亮的星辰。他的本体，是一个身上蕴蓄着无尽神秘和传奇色彩的乡村*治家。特点一生，就是一个中国乡村*治家的成长与发光之路。
乡村*治家，是中国特有的乡村*治文化的特殊产物。
所谓乡村*治文化，是指一种富有传统中国乡村精神文化特色的建构与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在其实际运作过程中所包含的权力关系、生活观念与思维和行为方式。
概括来说，乡村*治文化主要有三个明显的特征：
（一）崇尚权力与权威，强势权力、民间权威与分化的、服从的、孤独的个人相互依存构成权力运行的基本结构；
（二）抹杀个人的主体性，以某种虚幻的集体利益替代个人独立思考，造成人们精神上的苟且偷安，封闭自守；
（三）在日常生活和文化观念上保持一种原始神话式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模糊个别与整体的界线，把个别等同于整体。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乡村*治文化这一概念中所包含的权力关系、生活观念与思维和行为方式，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非常重要，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决定性的因素。
乡村*治文化这一概念在我们今天的文学研究中之所以能够成立，既是由我国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也是由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社会*治、经济与文化的特点所决定的。
在《*治与人》一书中，当代国际上最有影响的*治学家之一的日本成蹊大学加藤节教授，我们今天的时代已经成为了一个“*治化”的时代，他还断言，“对现代人而言，非*治的存在领域已经变成了一种乌托邦，即‘哪里也找不到的地方’”。[加藤节：《*治与人》，唐士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7页。]
大概没有人可以否认，我们的传统中国，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保持着一种大一统的封建专制*体，*治意识形态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控制和渗透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相比都可以说更为悠久，而且也更为深刻。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传统中国正是一个“泛*治化”的国家。
不仅如此，客观地说，直到已经进入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也仍然可以说还是一个“泛*治化”的国家，无论是*府官员还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其日常现实生活中对于国家*治生活的关心，都几乎达到了无所不在无所不及的程度。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度里的人们，无论你所处的位置高低，也不论你的生活背景如何，你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都会在意识和潜意识中被打上某种*治生活和意识形态影响的烙印。
不妨举一个最为通俗浅显的例子：在日常现实生活中，只要稍加留心我们就可以发现，哪怕是一个一辈子生活在偏僻的农村，一生足迹不出自己村庄方圆十几里之内，而且斗大的汉字不识一箩筐的乡下人，一旦让他有机会面对摄像机镜头，或者哪怕只是面对一只毫不起眼的采访录音机说话，绝对不用任何人提醒，你也不用担心他会说出一些有可能产生*治错误的言词。他说出来的，永远只能是很纯粹的“社论”式的语言，也就是国家“*治”或者说主流意识形态无形中规约着要他说出的语言。
这样的一块土地，产生各式各样的乡村*治家，一点都不奇怪。
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现代中国社会学研究奠基人之一的费孝通先生就曾经断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5月第1版，第6页。]
这句话看似简单质朴，却以一种无比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揭示出了传统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
众所周知，传统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余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农业大国，其经济型态相当长的时期中都保持着一种十分典型的小农经济样态。它是一个“以伦常关系为基底的社会，每一个个体不是独立者，而是伦常之网中的一个‘倚存者’。”[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39页。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如蜘蛛网一样，一个人的行为，尽管远远看去有无限的复杂性，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线索与明晰的设计。在理解其设计及其分布之后，我们将会发现其截然不同的各个要素可以被勿庸置疑的网结联系起来，并且发现看起来矛盾的活动原来是同一亚结构的显现。[许烺光：《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比较》，彭凯平刘文静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年8月第1版，第12页。]
宋丰年，就是这样一片土地上诞生的一位乡村*治家，而且是一位不仅得到了中国文化的滋养，也得到了现代整个国际人类社会文化滋养从而产生精神蜕变与升华的中国“卡里斯马”型人物典型。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考察*治与社会时提出了卡里斯玛(Charisma)权威人物的概念，他认为，卡里斯玛型人物具有超人的力量或品质，具有把一些人吸引在其周围，能够成为追随者、信徒的能力，追随者常常以赤诚的态度对待这些领袖人物。换句话说，他们就是那种具有领袖般天赋优势的伟人，他们拥有绝对的威望，能够在战争或创业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以个人魅力及荣誉声望等突出表现而赢得群体推举而获得权力地位，被众人无条件崇拜。
在曾臻笔下我们看到的宋丰年，就是这样一位中国“卡里斯玛”型人物，一个有着卓然超拔的精神感召力的魅力人物典型。
宋丰年之所以能够带领宋砦的父老乡亲闯过改革与发展的激流险滩，能够受到来自各个不同行业及不同领域的人们的拥戴，就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底层民间文化的长期浸染与熏陶成就的智勇仁毅、勇于担当的豪杰人格。曾臻笔下的宋丰年的人生，正是一次次经受住磨难，一次次淬炼成钢，一次次凤凰重生的人生。贫穷的年代锻造了宋丰年飞身扒火车的绝技，到信阳赶*集谋生的传奇经历已慢慢地培养宋丰年此后善于捕捉商机的能力。而文革时期救护一些落难老干部的的智者与仁者的壮举，让人想起李佩甫笔下和他类似的乡村*治家呼天成。坚韧不拔的意志、前瞻性的智慧与胆识，让宋丰年在宋砦人心目中确立起了绝对威信，人们对他心悦诚服、言听计从。宋丰年说干啥，他们就干啥，宋丰年说往哪条道上走，宋砦人就会毫不犹豫地跟着他往前走。
已经成长为中国大地上的一棵参天大树的宋丰年身上，完美的体现出了中国传统乡村*治文化的基本特质，而且是消除了“抹杀个人的主体性，以某种虚幻的集体利益替代个人独立思考，造成人们精神上的苟且偷安，封闭自守”的精神惰力，代之以勇毅担当、智慧性创造的现代性人格质素，从而成为一个全新的中国卡里斯马。
三、作家与叙述对象的双向互动造就了伟大的“丰年之路”
一百多年前，法国艺术史学家丹纳（HippolyteAdolpheTaine,－）在广泛考察了英、比、荷、意、德等国的艺术创作和各类艺术史尤其是美术史之后,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文艺创作发生发展规律的观点。丹纳认为精神科学、文艺研究和自然科学在方法上颇为类似,对所有文艺流派应当一视同仁。基于此,他提出了影响文艺发生和发展的“种族、环境、时代”三元素论，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傅雷：《艺术哲学·译者序》，见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年10月第1版，第33页。]因而研究艺术作品必须立足于一种“艺术整体”的观念。
丹纳所认定的艺术整体有三种:一是个别艺术家创造的全部艺术品；二是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所属的流派；三是同一个国家的人、同一个时代的人或同一个社会中的公众之精神和风格的总体。上述诸整体中,以第三种为最重要;因此丹纳一再强调,“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年10月第1版，第70页。]
而这个最重要的整体具体化起来就是种族、环境和时代三种因素。艺术的目的就是要表现事物的主要特征,而事物的主要特征往往正是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相吻合的，这就是艺术的本质及其发生发展的辩证法。
事实也的确如此，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古代还是现代，艺术家们在创作他们的作品的时候，都避免不了种族、环境、时代这三个因素的影响。对于曾臻来说，这种影响同样广泛而又深刻。这广泛和深刻的根源，就在于她和叙事对象宋丰年一样，骨子里都有那种那种深植于乡村大地的思想情结。
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的乡村社会一样，中国乡村社会的本质特点，表现为自然的地域性特征。具体地说，无论任何时候，自然环境因素对乡村社会的现实存在总是具有较直接的支配性作用，这种支配性作用不仅带来农作物种植的地域性特征，而且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形中带上了某种地缘*治的色彩。
而权力、权威和隐形的社会*治结构则是中国乡村社会赖以维持和正常运转的内在的强势力量。正是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造成了中国乡村社会特殊的具有伦理化、道德化特征的*治理念。这种具有伦理化、道德化特征的乡村*治理念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向乡村中人们日常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衍射，最终积淀成了某种足以宰制人们的行为方式以至于精神心理的内在力量。其对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力，也正是表现在对于创作主体的思维方式、心理观念的主宰与制约上。
从两千年前的秦汉时代以来，中国*治思想就基本上被统一并且固定在了一个铁笼子一般的大框架中，很少有人能够从中突围出来。也正是因此，柳三变的“不衫不履”、“奉旨填词”，徐青藤的“佯狂歌哭”、“捶卵锥耳”，李卓吾的“不守绳辙，出入儒、佛之间”等等，才显得那么特立独行超拔于世人，并因而成为后世知识分子景仰的对象。
我们知道，传统中国在社会结构层面上首先是表现为一种“家国一体”的形态，以父系、父权、父治为根本特质的封建宗法观念，千百年来一以贯之地存在于差不多所有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里，也体现在差不多所有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中。而这种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呈现得最为突出、最为显著的地方，则勿庸置疑的是广大的中国乡村。因而，考察中国社会所特有的社会文化现象，乡村*治文化必然是我们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一个关口。
回到文学研究当中，我们同样可以清楚地发现，整个一部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历史，就其本质的意义上说，它也就是一部创作主体以乡村*治文化为思想武器或基本立足点，以形象化的手段展示中国社会百年变迁情景的历史，同时也就是一部中国现代性在乡村*治的包围下步步为营艰难跋涉的历史。
曾臻是诗人、医生、哲学家，她对于宋丰年生命历程的梳理、考辨与精雕细刻，正是充分认识和把控了中国乡村*治文化的本质特征以后，对于宋丰年的整体性描述。也从而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元气淋漓，创造力绝对饱满充盈的当代中国乡村*治文化精神的灵*剪影。
我们知道，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巴黎用文化创意引领着全球时尚，伦敦因文化创意成为新的世界都会，纽约因文化创新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宋砦虽小，却也是中国新时代建设队伍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分子。宋丰年先生身为宋砦建设者的带头人和掌舵者，他的梦想也就是宋砦所有人的梦想。这个梦想总是插上科学的翅膀，像火红的太阳一样，作为人生的明灯，刺破黑暗，引导我们走向绯红的黎明。
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精神匮乏的时代里，我们常常会为生活里的一些挫折或者困顿而沮丧而迷茫，我们的心灵或者灵*燥热不堪。这时候，我们内心深处最需要的，我想应该是有一种契机或者力量，帮我们开启生命中的另一扇神秘的窗子，让我们真正得到心灵或者说灵*的休憩。曾臻和宋丰年双剑合璧，纵横捭阖，创造出出的这一条精神力绝对饱满充盈的丰年之路，恰恰成为了一份有助于我们为心灵的休憩而深入思考的精神结晶。通过阅读中的自省，我们或多或少总会得到一些心灵成长的快乐。
作为渴求现代文明曙光永久照临自己的生活的现代人，我们当然有理由坚持追寻和维护人世间最美好的事物，这也是一种如麦金太尔所言为“追寻美德”九死而不悔的人类文明精神的一个象征。正是因为拥有了这样的一份精神，希腊伟大诗人卡瓦菲斯也才向我们展示出了一种令人赞叹不已的“当守望人看见火光”时的绝美的感喟：“守望人坐在那里，……他看见火光在远方亮起。……那火光是好的；那些即将来临的人也是好的，他们的言辞和行为也是好的。让我们希望一切顺利。”
阅读宋丰年，阅读曾臻，阅读他们双剑合璧开拓创造出来的这一条丰年之路，我们明晰的感觉到的，就是那种犹如守望人看见的火光一般明亮、壮观的绝世美景和心中尊崇着既十分古老又永远年轻的道德律令的作家与她的叙述对象身上放射出来的高远的理想与情怀。
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生命，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分子，这是常识。而同时，在我们通常不太留意的地方，在我们内在的精神生活领域，我们的每一个生命又都拥有自己的一首歌，而这每一个人都独自拥有的每一首歌，又都有一个基本相同或者相似的主题，那就是：理想与梦想！
唯有那些把自己的生命投入社会改造和人类自由解放，致力于净化和美化人类的整个生活的理想主义者，才是真正珍惜自己的生命，使自己的生命价值得到最完美的实现的人。宋丰年先生和曾臻先生的梦想，我想就是为我们留下一份真实的生活尤其是个人精神的记录，让这份真实的生命记录为世界，也为自己做出一份存在意义和价值的证明并且由此实现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思想远行吧。
拥有了一份美丽的梦想，也就是拥有了一份前行的永恒动力，拥有了一份生活幸福和快乐的切实保障，也从而让我们的生命拥有了一种永远不会褪色的灿烂与辉煌！我们的生命之花将因为有了她而更加鲜艳，我们的创造力量将因为有了她而永不枯竭，我们的灵*之歌也将因为有了她而永远高亢、明亮！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说最为独特之处就在于它不仅是一种物质存在，更是一种精神存在。这种精神存在虽然没有一定的具体的客观形式，是无形的，只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但是，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对于我们的生活却更为重要。宋丰年、曾臻两位先生很明显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切切实实的把它熔铸在了自己的生命的具体存在当中，并且通过特殊的文字形式又传达给了我们读者。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人的本质意义，在于实现更为有意识的、自觉和自主的生活，揭示真实的自律作用和真正的自我实现。因此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是缓和、消除或防止脆弱的生灵的痛苦”，“学会领会在越来越小的活动空间中越来越多的责任要求”。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两位先生已经做到了身体力行，仅仅为了这一点，我们也要对他们表示深切的敬佩。
年5月12日改定
李少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