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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南昂旦,蒙古族,系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人。本科、硕士先后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现于西南民族大学攻读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论著有《河曲游牧文化的兴起与变迁研究—以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为例》（硕士学位论文、汉文）等10余篇论文。
游牧文化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贡献及作用
索南昂旦
内容摘要：游牧文化是人与自然万物延续共存的智慧结晶。游牧文化中具备了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的感恩意识和与自然界相互依存的合作观念,游牧民把脆弱的草原一直保护和延续至今，实现了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共荣。蒙古族、藏族及哈萨克族等代表的游牧文化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做出了很多贡献，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及构建“生态文明”提供了思想基根和精神动力，值得在继承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加倍珍惜和继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及价值。
关键词：游牧文化；生态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作用
一、游牧文化的起源与概括
在学界，游牧文化的起源可追溯到狩猎与采集分野的时代，刘书润认为“游猎文化-人类的文化之母。”[1]人类由狩猎步入原始畜牧业或从狩猎转变为原始畜牧业，后升华为游牧经济的独立发展，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大分工。早期的狩猎和畜牧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游牧文化的根源。千百年来，蒙古族、藏族和哈萨克族等著称为游牧民族或草原民族，对于游牧民族这一概念，在学术研究中，为数不多的学者进行过定义。其中，蒙古族学者乌日陶克套胡对“游牧民族”这一概念的界定比较准确：“游牧民族是在草原地带以游牧方式经营游牧畜牧业，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具有‘行国’特色的*治组织和游牧文化的长期稳定的社会存在方式。”[2]据记载，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世纪末，在蒙古高原上，有匈奴、东胡等古代北方游牧部族的活动生息，他们为古代蒙古族游牧文化奠定了基础。“从石器时代的居民到秦汉时期匈奴、东胡等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息繁衍的古代游牧民族是该文化的播种者，继这些古代民族出现在这里的蒙古人则是这种文化传统的所属者和培育者。”[3]在中亚北方，这些强大的游牧部族在长期互相融合和发展过程中，培育了蒙古高原特色的游牧生产方式，也开辟了具有代表性的草原游牧文明的先河，创造了典型的蒙古族游牧文化。正因为“人类跨上马背，无疑是巨大的飞跃，第一个骑上马背的人，与第一个吃熟肉，第一个用火的人同样伟大。”[4]
藏族学者丹珠昂奔先生在谈创世神话时也有所提及：“藏人驯养牦牛据有关资料介绍，有年历史”。[5]据考古材料及藏、汉文史料的记载，早在5千年前，藏族的祖先就在雅鲁藏布江流域繁衍生息了。这点证明了那时青藏高原上就已经有人类的活动，今天的藏族游牧文化也是由生活在古代青藏高原上的以狩猎、畜牧为生的诸如羌、戎、鲜卑等其他游牧部落融合而发展的。习近平总书记所言：“青藏高原是亚洲之塔和世界第三极”。年9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指出：“青海是中华水塔，西藏是世界屋脊，如果把青海、西藏污染了，多搞几倍亿的生产总值又有什么意义。”[6]而且藏族作为“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开拓者和“中华水塔”三江源的守护者，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具有雪域高原特色的游牧文化，这是对人类文明的组成和发展有着突出贡献。
对于中亚大陆而言，北方的蒙古高原和作为中华水塔的青藏高原，是亚洲内陆最发达的两块游牧文化腹地,尤其是蒙、藏及汉等民族在长期交往中互相渗透，这种渗透不只是单一的互动关系，更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深层交融，在中华文明形成及人类发展史上具有深远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在文化上: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使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7]这充分说明，我国要着重从*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五个方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意义。
二、国内外草原的分布及生态功能
草原在世界上的分布主要有两大区域，即欧亚草原区和北美草原区，此外在南美洲和非洲也有分布。欧亚草原从欧洲的匈牙利以及多瑙河下游起，往东经过里海沿岸进入乌克兰、俄罗斯境内，向东进入蒙古，再往西南是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正处在欧亚草原中心，属于干旱半干旱区。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世界草场总面积约68.12亿公顷，占陆地总面积的24%，约为耕地面积的4.4%。”[8]对于全世界而言，“澳大利亚的天然草场面积居世界第一，拥有天然草场4.12亿公顷。我国是世界草场资源大国，草场面积万公顷，居世界第二位，占全国总土地的42.05%，但人均占有草场面积只有0.33公顷，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9]
在今日中国，大约有一千六百万牧民，简居在四亿公顷的草原上以游牧为生。就我国草场分布来看，“内蒙古自治区草场面积0.8亿公顷，居全国首位，西藏居次约0.72公顷，青海居三约0.5亿公顷，新疆居四约0.47亿公顷。此外，东北、甘肃、川西、云贵、宁夏等地也分布部分草场，从而形成中国草场。”[10]我国草原又划为五大草原区和四大草原。五大草原区分为：东北草原区、蒙宁甘草原区、新疆草原区、青藏草原区和南方草山草坡区。四大草原分别是：1.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总面积约.67万公顷。2.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境内，总面积.86万公顷。3.新疆那拉提草原，位于新源那拉提镇东部,国道经过草原北部,距新源县城约.0公里，总面积约18万公顷。4.西藏那曲高寒草原，总面积约公顷的土地等。为我国的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我们平常提及游牧民族或是他们的文化时，脑海里最先反映的是大草原、河流等等许多绿洲般的原乡。但到需要解释的时候，问题就解不开。所以，用大量的地方性知识和各学科视角来分析很重要，这就像打开游牧世界的一把钥匙一样。本来，“草原是生长草本或木本植物或饲料用灌木植物的土地。”[11]我国《草原法》中所称的草原是指天然草原和人工草地。草原是我国生态环境的核心部分，不仅为畜牧业生产提供基本生产资料，而且在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气候、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一个多功能的自然综合体。
游牧文化不仅是一大经济文化类型，还是一种生态经济。生态经济的主题是牧民通过游牧方式正确处理了人与自然环境、人与动物、人与资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并积累了很多生态能量学的基本知识体系。对于世世代代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来说，草原是他们的生存之本、生活来源、生命线。只因为他们的生存法则决定，按这种规律而主动选择了轮牧的生活方式。“游牧是由自然、家畜、人三要素组成的生活方式。”[12]
据草原生态环境的循环规律，“草原生态系统是由饲草→食草动物→食肉动物构成的食物链关系。首先是各种草原植物利用水、土、二氧化碳为养料，在一定温度下由叶绿素吸收太阳能转化为生物能，供应草原上的牲畜、兔、鼠、昆虫等食草动物的需要；而一些食肉动物如狼、狐、鹰、鸟类等又以食草动物为食;同时微生物能把植物、动物分解为矿物质并被草原植物吸收。它们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生态关系，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其中一个因素有了变化，其他因素就会发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13]在草原生态系统的食物链中，“绿色植物是第一营养级，草食动物是第二营养级，肉食动物是第三营养级，人处于食物链的最高营养级。”[14]游牧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掌握了草原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规律和内在互动关系。草原养活了牲畜，牲畜维系了牧民的生活之需，所以“牧民、草原、牲畜”三者，在游牧业中紧密关联，成为缺一不可的三项基本要素。游牧业的所有形式、所有变化和所有问题，都是由上述三项基本要素相互结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所引发、派生和繁衍而来的。由此可见，“牧民、草原、牲畜”三者共同构成了三位一体的游牧世界。
草原（生态系统）对人类具有两大功能。“一类是生产功能，即为人类生产提供如食物、工业原料、药品等；另一类是生态功能，即支撑与维持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如气候调节、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土壤肥力的更新与维持、营养物质循环、二氧化碳的固定及氧气的释放等，因为这不能直接商品化，所以只能表现为间接价值。”[15]
三、游牧文化对“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贡献及作用游牧文化是崇拜、依赖和适应大自然并与之融为一体，是一种与大自然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也是顺应自然的文化选择，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体系，是善待自然、尊重规律，把人-畜-草的关系转化为动态的平衡，符合生态原则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生态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的，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要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6]这一讲话精神体现了我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中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共识及现实意义。由此可见，游牧文化是人与自然万物，人与动物，与有生命力的事物延续而共存的智慧结晶。游牧文化中具备了敬畏生命、尊重自然、和谐共存、对动物和自然的感恩意识等相互依存的合作观念及思想意识，因为游牧文明是千百年来每一个游牧民从大自然中得到的聪明才智和思想宝库。
关于生态学，“美国生物学家奥德姆在《生态学》（）一书中提出，生态学是研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科学。此后，他还能进一步将生态学定义为综合研究有机体、物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科学，并以‘科学与社会的桥梁’为该著作的副标题，以强调人类在生态学过程中的作用。此时生态观念已不再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单纯分支，而是一种解析现代社会问题的全新方法。生态在当今时代已衍化成为一种观念，一种统摄了自然、社会、生命、环境、物质、文化的理论，一种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的世界观。”[17]如今，生态文化已成为全球人类社会的一个共同选择。当回归自然成为生活理想，追求绿色成为时代要求的时候，曾经不被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