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绍璗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学术顾问。曾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一)、北京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一)、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一)、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在日本文学与中日文化关系研究领域成就卓著，并享有盛誉。年获“日本第二十三届山片蟠桃奖”，年获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授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终身成就奖(首届)”，年获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学会授予的“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终身成就奖(首届)”。
可以说《源氏物语》在艺术方面的表现，代表了日本古代的唯美主义。它创造出了如同诗歌一般的氛围，始终在朦胧中寄托着淡淡的哀愁。作品中数百名人物，年岁参差，关系错综复杂，他们分别生活于京城宫廷、贵族宅第与民家小屋，华丽而不艳，柔美而不娇。作品常常在明与暗、动与静、美与丑、生与死这样一些形成视觉反差与感觉反差的位置上，来展示人生的历程，表现人与自然的深刻关系。从而它涵养了日本人的感性与美意识。
《日本古代文学发生学研究》严绍璗著
从多个角度加以考察，可以说，紫式部在创作《源氏物语》时，几乎倾注了她全部的文学蓄积，其中也包含了她自幼受到的丰厚的中国文化教养。紫式部如果脱离了她自身的生活基础，当然不会有《源氏物语》这样的杰作。同样，紫式部如果没有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那么可以说，《源氏物语》也不可能像读者所读到的那样辉煌。
从紫式部的创作方法加以考察，一般说来，她对中国文化（文学）的摄入与受容，大致有局部性的浸润、整体性的浸润、基础性的浸润这三个方面。
紫式部选定白居易《长恨歌》的结构框架，作为自己创作物语第一回的发想之点，这并不奇怪。唐玄宗与杨贵妃事件当年不仅在中国国内，而且对东亚各国来说，都是一桩重大事件。对于当时正醉心于唐风，并在藤原氏摄关*治控制下的日本平安朝的宫廷，以及置身于这一环境之中的各个等级的女性来说，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情爱的演变及其结局，既令她们神往，又令她们战栗。这一故事本身及描述这一故事的白居易《长恨歌》，刺激着如紫式部这样的宫廷女官的想象，触动她的心灵，当是十分自然的事。
事实上，在紫式部创作《源氏物语》前后，日本中古时代与中世时代的文坛上，以物语为主的许多文学作品，曾广泛地融入过《长恨歌》的某些意象。例如：《伊势物语》《枕草子》《大镜》《和汉朗咏集》《浜松中纳言物语》《今昔物语集》《平家物语》《源平盛衰记》《唐物语》《俊赖无名抄》《续古事谈》《十训抄》《太平记》《曾我物语》等。
从这些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融合了《长恨歌》的要素，但是所有这些作品，在受容《长恨歌》的意象方面，都没有紫式部的《源氏物语》那样全面而完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非有大手笔，不能成其事。
但是，这也并不是说整体性的浸润便是一种一成不变的模仿。女作家根据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以及物语创作中情节的需要，以她在那种文化教养下养成的美感经验为基础，《桐壶》与《长恨歌》仍然有许多的不同。
第一，《长恨歌》中的杨贵妃，是一个入内之后凭借自身的美色而使外戚强盛、民众怨嗟的形象。紫式部所描述的桐壶更衣，虽说也被皇上极度宠爱，但她却是一个生活于现实之中的柔弱的宫廷妇女，没有任何权贵势力与外戚势力可以依靠。她是天皇的掌中物、笼中鸟。数百年来的读者，对她都怀有最深的同情与悲悯。
第二，杨贵妃与桐壶更衣，从根本上说都死于一个妒字。但她们的终结方式不同。杨贵妃“宛转蛾眉马前死”，死于一个突发的事件之中。从各个角度说，她似乎是不能不死的。紫式部在创作中并不刻意追求这种突发的事件，《源氏物语》中表现桐壶更衣的死，是通过对于极其平常生活的描述，让这种看似平淡的生活中所包孕的令人窒息的气氛，慢慢地将一个位居宫廷更衣之尊的青年女性，推上死亡之路。作家在这里所创造的一个又一个的意象与《长恨歌》及马嵬坡事件的气氛是极不相同的。她对女性命运的表述，或许是更深刻、更细致、更具生活气息，也更典型吧。
第三，与《长恨歌》中“天上人间会相见”不同，日本的天皇并不似中国的汉皇那样，以道教法术，让灵*出壳，追随天宇来补偿心灵的创伤。他没有这种罗曼蒂克的情调，而是采取了更加现实的办法—找一个面影与桐壶更衣相似的年轻妇女，作为他失去的爱妃的替代。这种会被人斥为没有良心的做法，正是紫式部在宫廷中所见到的更加真实的生活。
上述三个方面，可以看成是白居易的《长恨歌》在融入《源氏物语》时，作为整体性的浸润而发生的形变，它表现了女作家在受容中国文化方面所表现的极其深刻的观察力与思考力。
（本文选自：《日本古代文学发生学研究》第五编“王朝文学经典内含异质文化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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