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宗桂，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40年文化研究的阶段性进程
综观40年来的文化研究，基本上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一致。大致说来，40年来的文化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个世纪80年代带有强烈的激进特征、具有明显的向西走的特色、以批判性为主的传统文化研究。第二阶段，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国学热的兴起为标志，回归古典，开掘传统，注重传承、以肯定性为主调、有显著的“向回走”色彩的传统文化研究。第三个阶段，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进程及其意识日益增强的态势下，由于经济社会迅猛发展但文化相对薄弱而引发的人们对文化价值系统构建、安身立命之道建设的追寻，而以国学热和文化热交相递进为表现形式，以理性平和心态为底蕴，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信念支撑，具有很强现实感和实践性的“向前走”的文化研究。
1.在批判中开新，通过文化批判而实现价值重构。这是文化研究的第一个阶段，横贯上世纪整个80年代。
乘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东风，直面落后的现实，以“振兴中华”为动力，以对封建主义的荡涤为切入点，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评估为价值导向，文化研究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感、实践性和紧迫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超越意识。
蔡尚思的《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是80年代文化研究在批判中开新的颇有影响的著作。其时，以思想解放为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版，在思想文化的层面带给人们强烈的震撼。萧功秦撰写的《儒家文化的困境》（）、殷陆君根据英格尔斯名著《走向现代化》（）和另一著作编译的《人的现代化》等书，别开生面，开启了反省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视角。
超越*土地（农业文明），走向蓝色海洋文明（工业文明），是80年代文化研究中比较高亢的调子。有学者运用控制论系统论的方法研究中国封建社会，认为其长期延续的原因在于其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系统。中国历史上每隔二三百年就出现一次周期性的大动乱，与封建社会长期延续有着内在的联系。“只要不打破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就必然会推行闭关*策。”相当部分论著针对中国传统伦理的局限，根据工业社会的特点，要求突破传统束缚，锐意创新，建立现代伦理规范。显然，这是与改革开放的时代趋势相呼应的。
在80年代的文化研究热潮中，学术界在对传统文化的负面成分及其作用进行激烈批判和强力清理的同时，开展了对外国文化理论的翻译引进，并对港台学者相关研究成果有诚恳的介绍和积极的吸纳，显示了40年文化研究第一阶段的开放性、批判性和创造性的结合。
2.在反思中开掘，在传承中发展，其重要标志是国学热的兴起。这是文化研究的第二个阶段，贯穿于90年代。
90年代的文化讨论，相对于80年代而言，“保守”的特征很明显。实际上，早在年下半年，以纪念孔子诞辰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为标志，文化研究开始转向，从激烈地批判、否定传统，开始调整为重新认识传统、肯定传统。“弘扬民族文化”成为学界的时髦，以人民日报对北京大学学生学习国学的报道为导引，“国学热”逐渐热遍神州。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条件下，用现代意识阐释中国传统文化，开掘其优秀成分，进而增强民族文化自尊心和自豪感，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成为这个时期文化讨论的主题。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提出的文化发展和文化创新的“综合创新”论，受到学界重视。“综合创新”的综合，是综合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这当然首先要综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这就在学理上和逻辑上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提供了条件。
90年代文化研究涉及面相当之广，主要的论题有：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传统文化的特质、内涵、结构、主体内容，中国文化人文精神及其当代建构，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中国文化精神、中华民族精神，中国文化与世界文明关系，中华文化与21世纪（中国文化在21世纪的前景），天人合一思想，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文化自觉，等等。这些内容及其讨论的取向，反映出对民族传统文化价值的新的开掘。这个时期，文化讨论还表现出明显的全球意识，有出版社出版了国外汉学丛书，有学者主编了《东学西渐丛书》《走向世界丛书》，有学者明确提出要“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有学者主张“走出中西体用之争”。这些，相对于80年代，无论在论题选择还是学术视野方面，都是明显的前进，凸现了文化讨论的价值理性。
相对于80年代的文化研究，90年代的文化研究开始出现*界和学界的有意识的合作。当时的国家教委直接出面组织编写了多卷本的《中国传统道德》一书，时任中央*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直接推动了该套书的出版，并为该书写序，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为该书题词。此外，国家教委高教司还组织编写了由张岱年、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这些，都反映了文化研究的新气象和新格局。
90年代文化研究中有着明显的思想交锋。在传统文化热持续不断，国学热迅猛蔓延的情势下，有人撰文对其进行批评。批评者认为，“苏东事变”以后，在严重的精神危机面前，发掘典籍文化，弘扬民族传统文化，重塑民族精神，匡扶正气，确是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但如果我们天真地以为仅仅从“国学”中就可以找到立国之本或重建民族精神的支柱，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可以置之一边，那就未免太迂腐了。如果程朱理学“被抽象地作为国粹而参与构造我们的民族精神，就不是什么新招，而是一种复古了。”“不排除有人企图以‘国学’这一可疑的概念，来达到摒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文化之外的目的。”这可以说是当年对传统文化研究、国学热的批判性意见的代表性观点。这种情况，反映出文化研究的价值多元，是文化研究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表现。
3.在创造中转化，在创新中发展，国学热与文化热交相迭起，以在创造中转化提升为重要特征，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热交相迭起。这是文化研究的第三个阶段，横贯迄今为止的新世纪以来的时期。
如果说，80年代的文化讨论是以批判、否定、激进为标识，90年代的文化讨论是以清理、肯定、保守为标识，那么，新世纪的文化讨论则是以开掘、构建、理性为标识。套用一个公式，那就是：80年代是正题，90年代是反题，新世纪是合题。这个时期，文化研究有清晰的价值系统构建和中华文明复兴的意识，文化研究的自觉性进一步凸显，文化自信意识日益增强，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实践性、参与性。
新世纪以来的文化研究，其重心主要集中于对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阐释和转化，以及当代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构建。90年代探讨的相关论题进一步深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