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思考
SPRING
摘要：
中华古文献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就中国文化在非汉字文化圈内的传播而言，古文献的翻译至为关键。鉴于目前外译研究的现状，有四个问题应进一步加以商榷。首先，中华文化外译研究应拓展外延，不仅考虑典籍，更应将整个中华古文献的外译纳入研究视野；第二，中华文化外译主体的问题，汉学家译者无法在非中国的“话语真空”中进行，应考虑到中华古文献自身的生成特点，其中隐含着“潜对话的他者”，鼓励中外学者百花齐放；第三，在中国文化外译的研究路径上，应突破套用西方翻译理论的窠臼，开展汉学与国学间的双向阐释与建构，考察译本与其衍生品在海外的接受与影响；最后，善待汉学家译者的翻译成果，以平等的学术对话而非苛责批评的方式，建构起中国文化外译的中外学术与情感共同体。中外合作，方能推动中国文化的外译和不同文明间的互鉴与交流。
关键词：
中国文化；中华古文献；外译研究；汉学家
作者简介：
任增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国际汉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国家重点文化项目“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研究编编辑室主任，兼任北京语言大学“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全国高校海外汉学研究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海外汉学。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山东省社科普及与应用项目各一项；参与欧盟三国以上文化合作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各一项。与欧洲和美国汉学家合作出版中英双语读物三部，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文化英文教材一部，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一部（合著），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一部。围绕海外汉学史和古典名著《聊斋志异》的海外传播在《国际汉学》《汉学研究》《山东社会科学》《人民日报》（海外网）《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报刊平台发表研究论文十余篇，部分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所摘编和转载。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曾就文化对外传播与交流接受央视英文访谈。
一、引言
SPRING
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翻译往往起着关键性的媒介作用，特别是就中国文化在非汉字文化圈内的流布而言，外译是绕不过的一个关键环节和重要话题。
由于地理位置的便利，汉字与中国文化很早便在日本、越南、琉球和朝鲜半岛等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开来，由此以汉字与书籍为基础，而形成了所谓的“汉字文化圈”。“外人之研究汉籍，日本始于皇子稚郎子之读《论语》，时当晋太康中”，“如同日本、越南等国家，韩国也将汉字作为书写工具，到20世纪初为止，韩国大部分档案皆以汉字写成”。由此可见，在汉字文化圈中，中国文化的传布，虽然也有针对于普通受众的翻译，但是就精英阶层的阅读与研究而言，基本上是无须借助于翻译而无障碍性进行的。
中国文化外译作为事件的出现，无疑发生在与非汉字文化圈的接触中，较早似应是唐代律宗大师道宣所撰《集古今佛道论衡》中提及的“文帝诏令奘法师翻老子为梵文事”；而在中国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最早的中国文化外译似应是西班牙籍多明我会传教士汉学家高母羡（JuanCobo）将中国的蒙学读物《明心宝鉴》迻译为西班牙语。而后，中国文化逐步经由来华传教士、专业汉学家以及中国学人的迻译，而更为广泛地传播至世界各地。
而国内学界对中国文化外译的观瞩与研究，似肇端于晚清时期。清季学人王韬在《送西儒理雅各回国序》中，盛赞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对中国儒家经典的迻译之功，“先生独以西国儒宗，抗心媚古，俯首以就铅椠之役，其志欲于群经悉有译述，以广其嘉惠后学之心”。近代以来，不断有中国学人负笈海外，而汉学界与中国学界交往频繁，“国际汉学界对中国认识的深化和中国学者掌握西学外语程度的增强，使得彼此沟通，渐成一有机整体”，这促使国内更为有意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