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在三个方面有明显的建树：一是对中华文化作了提纲挈领的整体梳理，二是于跨文化交际作了拓展性的探索，三是于当下世界的格局作了前瞻性的研判。
在第一方面，本书有两讲专门梳理中华文化源流，有两讲专讲儒学，包括儒学经典的介绍和儒学思想的剖析，有一讲专论禅宗，另有一讲是谈训诂学。这六讲可以视为对中华文化本体的描述，具有着眼整体全面介绍的简明特色。以这样一本小书中几讲的篇幅而试图勾勒中华文化大貌，如何撮其精要，无疑既需对描述对象的全面掌握，更需明确所述内容的本质要害，同时还要有清晰易于把握的表述流程。例如第二讲、第三讲谈“中华文化源流”，分为自然—人群—文化，家庭—家族—国家，宗教—礼制—礼俗，封建—郡县，庶士—世族—士臣，百家—儒学、道学—理学六个方面进行讲解。这种分类，是对中华文化产生发展变迁独具一格的表述：中华文化的发生，孕自特定的自然环境，人与自然的互动引发了民族文化的基因；这种基因折射于人与人的互动，个体的人通过与他人的关系确定了自己的角色，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由农耕而生对自然万物的崇敬与对先辈的慎终追远相辅，以礼制民俗的形式深入人心，成为习惯；社会的治理也因之由封建而郡县，进而派生与皇权血脉传承互足的官员科举选拔；伴随生命存活的进程，哲思伦理的演进也突破至形上回向，在与异族文化的接触交融中渐具包容品质与和而不同。这样的表述，与前人如梁启超、钱穆等对中华文化发展进程的思考与表述颇有不同，时有新见。比如许先生认为文明的产生需要一个不是很好又不是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华民族祖先生存发展得益的不是*河，而是*河的支流；自然和人群的结合孕育的是中华文化对于天人关系的领悟；天、地、君、亲、师的顺序在实际生活中是倒置的，师是文化传承之亲，亲与师构成社会网络即国家的主干；宗教、*治、伦理在中华文化中三位一体，宗教*治化、*治伦理化、伦理世俗化是中华文化的特点，中国没有成为宗教性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伦理抢先一步成了民族的主体思想；中国的文官制度有特殊价值，古代的士集中了中华文化的“德”，文官通过教化百姓实现着文化传播的功能，私学对中国学术思想和民族精神的凝聚与提高的作用大于官学，而遴选人才叫“贡”，也含有被举之士等同于方物的负面认识。书中还有一些对具体文化现象的解读，如指出董仲舒神化儒学其实是儒学的倒退，北朝学人的固守传统有利于儒学延续，南朝学人的思想开放促进了儒学的突破，二者的合流带来唐代文化高峰；元曲的兴盛可能是异族入主带来的文化主体受压和雅停俗起的双轮驱动所致；等等。这些观点和认识往往道人所未言，启人深入思考。其梳理表述紧扣文化这个核心，使读者易于把握中华文化的本质，有自己鲜明的特色。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说“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许先生的这种表述或许可以说是“除却文化，无从谈历史”吧。
对中华文化本体个案儒学、训诂学、禅宗进行剖析的四讲，并没有紧接“中华文化源流”的两讲展开，而是放在“文化的多元和中华文化特质”和“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交际”两讲之后，这样的安排提醒读者：这些个案的剖析并非单纯的介绍，而是在整个人类文化背景下的思考；不是为了剖析而剖析，而是着眼中华文化的前途使命来看其本体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对中华文化的梳理在简明的同时又有深入的探究。像对儒家经典的介绍，开篇由儒家与世界著名宗教切入，论及《吠陀》《大藏经》《圣经》《古兰经》《老子》《庄子》，一下子就把儒家的经典放进了人类各文明经典的格局，构成了宏大的比较场域。这种比较还体现在对儒家经典内部的介绍，讲《十三经》，先从《五经》开始，再说其余八经，然后论述《四书》，再回过头来讨论《五经》和《四书》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此对比分析《十三经》内部各经的特色和关系。这一讲最后提出儒家经典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三个相似点，呼应开篇的儒家与世界著名宗教，仍然是比较的视角。比较就是研究，比较要对所比各方有全面把握。虽然由于篇幅所限，这些论述只是选取若干点展开，但仍然不乏深入的思考。比如关于《周易》的介绍，人们往往着眼于其简易、平易、变易三特点进行说明，许先生则认为《周易》有两大特性，一是占卜、二是有哲学思想。并指出古人以二卦重叠化为且仅化为六十四卦，而不采用三个或更多的卦重在一起化为更多的卦，体现了古人以简驭繁，提供类推基础的取向。而卦象的阴阳具有平等共存、彼此平衡，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处于动态等三个特点。这些特点是中国从畜牧采集社会转变到农耕社会时代形成，是古人对于人与自然之关系、人与人之关系、人之自身等观察所得的认识。而后代学人对《周易》的解释则与《周易》本身一起共同构成了其中的哲理。这些都是颇为深入的分析。再如作者认为《礼》是讲人一生的几个关节点的礼仪，而《礼记》中有的篇章超越礼仪本体提出的一些思想理念对后世影响非常大，也都很有意思。
在跨文化交际的探索方面，书中既有以此命名的第五讲“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交际”，更有全书一以贯之的始终着眼文化对比。通过对比把握不同文化的特征，是跨文化交际成功的基础。许先生多年致力各文明的对话，倡议举办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积极
作为前言的“世界格局巨变与中华文化担当”，其基础是许先生今年3月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次演讲。作为前言，其论既与全书聚焦的“前途”“使命”相呼应，亦是全书通过对中华文化的梳理、中外文化的对比、中华文化当下价值的探讨而自然导出的结论。许先生那次演讲的主要内容经网络传出后，曾有朋友问我：许先生怎么会主张中华文化尽善尽美甚至要称霸世界？我跟他说：许先生从来主张文明不要冲突而要对话，怎么会有你说的事？不过许先生确实谈到了当今世界正在甚至已经发生了巨变，要完成人类历史上第二次“文艺复兴”，所有民族要共担重任，中华文化应当充满自信地贡献力量。既要清除身上潴留的西方有害激素，也要筛去我们传统文化的糟粕，学者要走出大楼融进社会，中华文化要与世界分享，知识分子要知行合一敢于担当。这样的判断，不是经验主义的惯性，而是对比世界各民族文化后的深刻思辨。我想那位朋友的误解，除了道听途说、断章取义，也有不了解许先生关于中华文化的本质、特点、价值的认识和表述这个原因。本书的出版，给他还有更多的朋友提供了全面了解、正确判断的依据和条件。（来源：光明日报）
该书汇集了许嘉璐先生十余年来研究中华文化成果的精华，全书分为十四个部分，全面分析和总结了中华文化的主要内容和特质以及作为中华文化基本因子的儒学、佛学、道教等的基本精神，指出了当前文化建设面临的问题和症结所在，以及中华文化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发展方向。
★我们不要轻视百余年来西学东侵滴进民族肌体中的不良“营养”，它已沉淀在教育、学术、商业、科技、家庭等领域，随处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和偏远地方，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受害较少）。这些“杂质”来自“现代”和“全球化”，已经阻碍了西方自身的正常发展和变革，也在阻碍着我们各项事业的进步。当然，我们永远不会拒绝学习他者之长，包括欧美的成果和经验。例如，开展不同文化间人文、社会、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对话与相互渗透，即可补我之哲思注重整体性而稍嫌笼统之不足。
★中华文化中有许多思想和理念是超越时空的；有些是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演进的；有些则是经过生活与科学的检验应该抛弃的。既然“人无完人”，那么即使是古圣贤的言行，也可能在当时就并不能成为经典，何况对于千百年后的今日，岂可皆以为瑰宝？当然，是非长短，有仁智所见之异也是常情，因此在研究中的批判与自我批判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