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但长期以来，人们感慨西学东渐的魅力时，却往往忽略双向文明交流中的“中学西传”。其实，中国思想文化一经传播，便受到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方思想家们的青睐。比如，不同流派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唐诗宋词元曲等不同类型文学艺术被引介到西方世界，对西方思想界、文艺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对中学西传产生了浓厚的研究旨趣。学者们透过中学西传的研究视角，展示出中国文化对欧洲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山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副馆长梅谦立（法）、北京师范大学中德莱布尼茨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刘孝廷、山东大学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研究编辑室主任任增强三位学者，就相关话题接受了采访。
早期欧亚非陆路文明推动中西文化“两极相逢”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学西传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何时？产生了哪些影响？
刘孝廷：中国文化何时及以怎样的方式西传欧洲，一直是考据家们孜孜以求的课题。相传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是历史上比较早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而且也是最有影响的一位。根据《马可·波罗游记》的描述，年他沿着古老的陆地丝绸之路到达忽必烈时代的中国。年，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因参加海上战争战败而被俘入狱。同狱作家鲁斯蒂谦诺根据他口述在东方和中国的见闻，写成了《马可·波罗游记》。这部著作的出版，极大地刺激了西方人迫切通达并探索东方的欲望，成了西方人了解东方的唯一“指南”。马可·波罗对东方广阔地域的描绘，激发西方人探索东方、寻找*金的热情，也是导致15世纪西方开辟新航路做出地理大发现的动因之一。西方的地理学家根据马可·波罗的描述绘成早期的世界地图，使西方人对东方第一次有了了解，从而促进了东西方早期文明的对接。此外，马可·波罗关于富庶中国巨量财富、丰饶物产、华丽建筑、繁盛人口、舒适生活、开明*治、发达工商业、便利交通、通行纸币、炭的使用等方面的描绘，使西方人大开眼界，甚至丰富了文艺复兴的题材。文艺复兴时期的一批巨擘都多少受到这种影响，如著名的达·芬奇绘画《蒙娜丽莎》，主画面虽是一位欧洲女子，而其背景则被认为是中国的山水画；薄伽丘的《十日谈》里也有关于“契丹”的故事；英国文学始祖约翰·波德的《东方见闻录》（作者托名曼德维尔）不但当时影响巨大，而且还影响了19世纪马克思的*治经济学写作；近代实验科学的鼻祖培根也在书中多处描绘中国，而且是最早提出中国“三大发明”传入推动欧洲发展的西方人。据此可以说，西汉时的张骞和元代的马可·波罗实在是欧亚非陆路文明时代推动中西文化“两极相逢”最杰出的代表。
任增强：中西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汉代以前有关中国的知识便已开始西传，后经隋唐时期的发展，至元代出现了较稳定的状态，这时来华的马可·波罗，特别是其关于中国的记录《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掀起一股“东方热”。而哥伦布也正是在这本游记的刺激下，踏上了寻找新大陆的征程。这一段时间内来华的商人、旅行者、使节，所了解的中国文化和历史信息基本是浮光掠影、主观印象式的，他们口中或笔下所呈现的中国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与异域风情的遥远国度，由此，中国成为西方人猎奇的对象与充满想象的神秘王国。由于这批商人、旅行家完全不懂汉语，他们有关中国思想意识或文化知识的介绍，也大打折扣。
梅谦立：是的。由于中欧的间接贸易，罗马帝国时期的西方已经知道中国的丝绸。但那时的认识是片段性的，谈不上系统完整的“中”学。因为后来中欧交往停止了，中国在欧洲人的想象里是很模糊的，它的存在也不是很确定的。16世纪，葡萄牙人发展海洋航行后，中欧再次建立往来，中西文化交流变得很频繁，中学西传自此真正开始。
欧洲有识之士从中国思想中寻找现代化变革资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16世纪真正开始的中学西传，有哪些特点？
刘孝廷：16世纪初，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他着汉服、行儒礼、做朝官，借以进入中国社会从而传播天主教信仰。他同时也把中国的儒道释著作特别是“四书”等译介回欧洲，使西方人开始了解中国文化精髓。随后的其他传教士基于多种理由而陆陆续续地把中国古代著作翻译成不同语言在欧洲出版，形成扩散之势。
任增强：乾嘉厉行禁教以前，中西文化交流可谓蔚为壮观。从16世纪到18世纪，这一时期的中学西传，主要因为西方各国的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他们开始研习汉语，并且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经籍等做了一定深度的研究。因此，学者张西平也将这一时期称为“传教士汉学”，它起初以儒家经典为主，此后从经学著述到自然科学文献，从历史哲学到文学艺术，涉及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但在19世纪以前，这些还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范畴。
梅谦立：“传教士汉学”不同于此后的专业汉学。首先，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从基督神学视角去判断中国文化价值。其次，由于明清对外来宗教控制得很严，传教士必须走上层路线，这使得他们的汉学研究集中于官方、精英的儒家文化，特别是儒家经典，比较敌视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再次，由于16—17世纪天主教圣职人员接受了博雅教育，其学习科目除神学之外，还包括天文学、物理学等，因此传教士的汉学研究涵盖我们今天的很多学科。
《中国社会科学报》：传教士汉学时期的中学西传，为何会受到西方思想界特别的青睐？
梅谦立：“传教士汉学”的产生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明清*府只允许商人或外交官在口岸或首都停留很短的时间，但允许传教士在中国定居，甚至在皇庭长期服务。二是传教士很快发现，他们必须学习研究中国文化，才能更有效地传教。这两个因素导致“传教士汉学”垄断着西方汉学的前两百年。
刘孝廷：反观中学西传最为兴盛时期的西方，当时的欧洲处于蒸蒸日上的现代化初期，所有的有识之士都在“探路”即寻找适合变革的思想资源，遥远的东方思想成了宝贵财富。启蒙运动前期的代表培尔就吸收了中国的宽容思想、无神论思想和伦理哲学。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是中国思想在法国传播的集中代表，他在《风俗论》中花了大量篇幅介绍中国历史、文化、伦理和科学，而且给出高度评价。孟德斯鸠则充分讨论了中国法律、伦理和宗教等。德国最重要的代表有莱布尼茨、沃尔夫和歌德。莱布尼茨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事》《中国皇帝传》，写作了《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还和传教士有大量关于中国各个方面的通信，成为德国汉学兴起之前对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