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跟秦朝很像，表面上看，它们都是短命王朝，似乎都亡于所谓的“暴*”，但从深层次讲，它们的共性更在于是结束了之前很长时间分裂状态的统一王朝。
“东汉末年分三国，说不清对与错”，从那时开始，中国就进入了长达四百年的分裂时代——尽管中间经历了西晋的短暂统一。西晋灭亡之后，一直到北魏统一北方这段时期，北方的历史叫做“十六国时代”，十六国时代并不是只有十六个*权，有些*权如冉魏、西燕等就没有列入十六国之内。其实，“十六国”这个概念源自于北魏历史学家崔鸿的《十六国春秋》一书，但这本书并没有把当时所有的*权都予以独立记载，因此，“十六国”只是作为一个时空概念在中国史中使用的。自从北魏统一北方后，与南方的刘宋开始形成南北朝对立的*治格局，期间南方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而北方又经历了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东西魏又演变为北齐北周、北周又统一北方、然后又被杨坚改造为隋朝的历史——这期间还不包括其他少数民族*权的演变。
所以，隋朝的统一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隋炀帝时，文学家薛道衡写过一篇《高祖文皇帝颂》，里面说隋文帝统一之前中国的历史是“九州封域，窟穴鲸鲵之群；五都遗黎，蹴踏戎马之足”，简单来说就是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隋文帝统一以后则是“八荒无外，九服大同，四海为家，万里为宅”，“六合八纮，同文共轨，神功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曾称赞隋文帝道：“隋文帝主要的功绩，在于统一全国后，实行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使连续三百年的战事得以停止，全国安宁，南北民众获得休息，社会呈现空前的繁荣。秦始皇创秦制，为汉以后各朝所沿袭，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秦、隋两朝都有巨大的贡献，不能因为历年短促，忽视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个评价是非常科学的。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面形容秦朝统一后的情形时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一个*权的统一，不仅仅是在*治*事上的，更深层次的是要在思想文化上实现统一。如果统一仅仅停留在*治*事层面，那这样的统一是虚假的，是“帝国－殖民地”形式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参考李友东先生最近发表的《从“王朝”到“帝国”的转移——西方学术范式中“历史中国”的意涵变化》（《史学理论研究》年第3期）一文。
隋朝统一后，也面临着在思想文化上进一步实现统一的任务，而当时的思想文化界，也不自觉地在执行着这一历史任务，这里我们举两个人为例，一个叫陆法言，另一个叫王通。
几年前我在一档著名的相亲节目中听主持人孟先生说：“我特别纳闷，古代没有普通话，那各地的人们是怎样交流的？”其实，历朝历代都有普通话，早在周朝的时候，就有叫做“雅言”的普通话，《论语》里说孔子平时也是说鲁国方言，但在读书和从事礼仪活动的时候，就会说“雅言”——这让我想起我的高中历史老师郝先生，他上课的时候一向是普通话，但一下讲台就变成了定襄话。
隋朝统一后，由于四百年的大分裂，各地交流受限，就面临着没有普通话的窘境。但早在隋文帝开皇初年，就有个学者叫陆词（约-？），字法言——他的名字好像预言着他将会成为中国语言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人物——跟几个朋友聊过一个著名的天，这几个人中就有我们上面提到的薛道衡，还有《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以及刘臻、卢思道、李若、萧该、辛德源、魏彦渊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学者。他们在聊天中说到当时语言的问题，各地方言不同，难以交流，之前虽然有很多韵书，但都没有经过系统整理，有很多错误，于是他们商议了一些制定通用语言的原则。这时，魏彦渊突然对陆法言说：“向来论难，疑处悉尽，何为不随口记之！我辈数人，定则定矣。”于是陆法言把这些原则记录了下来，后来不断地研究补充，终于在仁寿元年（年）写定了《切韵》五卷，此书一出，诸家韵书皆废，因此，《切韵》成了隋唐时期普通话的定本。此书后来又在唐朝被修订为《唐韵》，在宋朝进一步修订为《广韵》，《切韵》后来失传，我们现在看到的实际上是宋朝的《广韵》。《切韵》（《广韵》）所代表的音系，后来被语言学家称作“中古音系”。
王力先生曾说：“《切韵》的语音系统是以一个方言的语音系统为基础（可能是洛阳话），同时照顾古音系统的混合物。”周祖谟先生则说：“《切韵》音系的基础，应当是公元六世纪南北士人通用的雅言。”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之所以要照顾古音系统，就是要使得新的语音系统有一定的历史基础，这样才能够更加广泛地传播；而一种通用语言的制定，也必须有现实的某种语音作为基础。这跟我们现在的普通话很相似，所谓的普通话，就是“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通用语”，它是人为制定出来的，并不是某一种现实的方言，本质上是统一国家的人民交流的工具，这一点跟《切韵》的产生是完全一致的——尽管在适用范围上并不完全相同。
我们再看第二个人，这个人叫王通（-），字仲淹，门人私谥“文中子”，他的孙子就是写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王通是山西运城万荣县人，这个地方在中国历史上也很出名，我们通常说的“皇天在上，后土在下”中的“后土”，其最著名的祭祀地点就在这里，宋真宗时期搞的“东封西祀”活动，其中“西祀”指的就是在万荣（时称“汾阴”）祭祀后土。另外，万荣县的地理环境也很有特点，正好是汾河向*河汇入的地方，所以王通开创的学派就叫做“河汾学派”。
王通的爸爸名叫王隆，这个人有很强的统一思想，开皇九年（），隋朝灭陈，统一中国，但王隆却很奇怪，他没有着急地歌功颂德，而是忧虑地说：“王道无叙，天下何为而一乎？”意思是说现在虽然在*事上完成统一大业了，但还没有能够保证长久统一的*治理念，这时，年仅十岁的王通在旁边说：“夫子之叹，盖忧皇纲不振，生人劳于聚敛而天下将乱乎？”可见王通的家教就很重视国家统一，他很小的时候就思考如何才能保证国家的长久统一。王通日后的思想，最有特色的一点就是主张“三教可一”，在《中说》里面，记载了他和他的学生的两段对话。
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恶多门久矣。”曰：“废之何如？”子曰：“非尔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尔。”
子读《洪范谠议》。曰：“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进曰：“何谓也？”子曰：“使民不倦。”
从上面这两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王通认为不能用暴力手段去禁毁佛、道二教。他说的“真君、建德之事”，指的就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于太平真君年间和北周武帝宇文邕于建德年间灭佛的事件，这两个人和后来的唐武宗李炎、后周世宗柴荣合称“三武一宗”，在历史上以灭佛著称。但王通却认为这种暴力禁毁的方式并不能实现思想上的真正统一，因此王通主张以儒教为主、统一儒释道三教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与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精神上是一致的，都是适应统一时代的思想，只不过董仲舒是个革命派，王通是个改良派。
从陆法言和王通身上，我们可以看出，隋朝的思想文化都有一种统一的趋势，而他们二人在思想文化统一上所做的工作，都不是*府行为，这说明，统一在当时是一种历史的内在需求，高明的学者能够很敏锐地发现这一点，并推动其发展。因此，我们也可以说：“统一大业，人人有责！”统一不仅仅是*府和解放*的事，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国家的统一做出自己的贡献。
宣纸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