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之于经济：助力还是阻力?
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始终是一个迷人的话题。在马克思看来，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在于“能够制造工具”。但是，对贝尔（DanielBell）来说，人的更为本质属性是一种能够“制造符号”的动物。正是先有符号性“构想”，才能有后续的依托“构想”而诞生的具体“器物”。从“构想”形态到“器物”形态的转变过程，也是实践行为的转变过程。“构想”不是凭空而来，而是特定社会文化的产物。进言之，作为“构想”指导下的后续行为，从根本上说，是文化的反映，由文化所形塑。基于此，行为模式与文化模式的关系开始浮现出来：文化是行为的自变量，而行为是文化的因变量。事实上，这仅仅是对文化与经济关系的一个理想化勾勒，真实运行中的文化与经济关系要远复杂于此。贝尔指出：“一种文明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文化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所有问题中最复杂的一个。”①波兰尼（KarlPolanyi）则指出“人类经济通常都潜藏于人类的社会关系当中经济体系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
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市场臣属于其他社会构件（soci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