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首届北京文化论坛开幕。从事文化领域研究近40年的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祁述裕出席本届论坛。他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互联网技术对文化生产、传播的影响比印刷技术、电讯技术更深刻。比如，大数据成为一种核心生产要素，数据已成为推动文化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他告诉记者，近些年，北京等国内中心城市，人工智能、5G、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发展迅速，带来传统文化业态深刻变革。如今，北京民营文化企业百强中，数字文化企业占比超过70%。
数字经济时代需要做好数据的开放和共享。数据开放，首先是政府和提供公共服务部门的数据开放。应该本着“公开是原则，保密是例外”的要求，尽可能实现开放和共享。“当前我国的数据开放程度还有待提高。数据来源于民众，最终服务于民众；开放数据的目的是确保公众能够更好地分享数据，提高数据使用效能。同时，还应该尽可能提高数据使用的便利度，降低成本。”祁述裕说。
谈现状
数字技术在重塑文化产业
新京报：在你从事文化研究的数十年时间里，你见证了文化业态更迭、文化载体变化。你认为互联网技术给文化领域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祁述裕：我是年参加工作的。当时报纸和电视是主要的文化传播载体，人们通过报纸和电视获得信息。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末。90年代末，北京的互联网产业开始蓬勃兴起。当时每隔几天，就有一家新的互联网企业诞生。
近些年，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扩展现实、人工智能、5G、大数据、物联网等构成的数字技术矩阵，给人们提供了全新的文化体验。比如，人工智能促进了文化体验的交互性，5G联结起海量的文化数据资源，大数据实现了文化内容的图谱化和可视化，物联网使文化场景更具感知力。数字技术矩阵的灵活组合，能形成不同的创新应用场景，极大地增强了文化的传播力、吸引力和感染力。
数字技术还催生了文化新行业、新领域。比如，一些公司依托图形识别、视觉技术、3D建模、CG渲染、动作捕捉、人工智能、计算机语音、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构建的虚拟人，可以广泛运用于众多文化领域。据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数字文化产业就业报告（）》显示，游戏、电竞、直播、文学四个数字文化产业领域涉及的全职和兼职就业人数约万，超过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万传统文化产业从业人数；北京民营文化企业百强中，数字文化企业占比超过70%。
这些数字技术重塑文化产业生态。比如，有文化公司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将影视剧产业链的所有环节进行量化和标准化分析，这提升了影视剧拍摄的市场接受度，提高了影视剧制片方的投入产出效率。
谈变化
“内容为王”是不变法则
新京报：数字技术重塑文化生态，曾经的一些文化生产岗位消失，新的文化生产岗位层出不穷。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趋势，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祁述裕：技术进步必将不断改变着文化生态，加速着文化业态新旧更替，让文化业态生命周期大大缩短了。
但是，我认为“内容为王”仍是文化市场不变的法则。技术越发展，越需要内容、创意的支撑。没有科技含量的文化产品是单调的，没有丰富文化内容的科技产品是苍白乏味的。我们看到，在国际票房上名列前茅的电影，除了有新技术加持外，有创意的内容仍然是吸引消费者的核心竞争力。
另外，文化市场应该有完善的风险资金保障机制。调研表明，文化科技开发投入巨大，在短时间里收入与开发不成比例，这就需要充足的风险资金机制的保障。但年以来，风险投资资金公司的萎缩给许多科技企业带来生存危机，这需要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具包容性的环境。
新京报：你认为未来文化产业发展有哪些增长点？
祁述裕：我认为，虚拟空间将是未来文化产业新的增长点。虚实相生是第三代互联网的突出特点。近年来，定位方式、分辨率、算力等方面进步巨大，VR商业化的步伐大大加快。有数据显示，年，中国VR行业市场规模可以达到千亿级。有的公司已经提出了数字空间运营商的新理念，广告主可以在数字空间孵化出分众广告，实时展现出活动场景，这就打破了原有的商业模式和环境。一些博物馆现在也在创新数字空间的运营，让观众戴上VR眼镜，就能看到文物背后的年代场景，就能知晓文物的故事。这意味着重新定义了一种讲解和展览的方式。
此外，游戏和游戏化将成为未来文化产业的重要支点。游戏是数字科技应用和创新的前沿，基于游戏引擎技术，游戏通过超级数字场景，以超大规模、实时可交互的虚拟世界，在视觉、听觉多层面传达更为丰富的信息。年中国移动游戏用户规模达6.56亿人。我觉得，游戏产业远远没到瓶颈，仍将是前景广阔的领域。游戏化是指将游戏、娱乐的方式，引入主题公园、文旅项目、城市广告中，这极大提升了趣味性和吸引力，像北京今年打造的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就是一个鲜明案例。
谈权利
文化大数据体系应该开放、共享
新京报：文化数字化是当下主流。当前国家在推行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对此你怎么看待？
祁述裕：今年1月，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到：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的核心引擎。大数据是一种需要经过特殊处理的巨量信息资产，而文化大数据，就是通过对海量信息的检索、分析，提炼出有价值的文化信息和数据。
我认为，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应秉持数据开放和共享的理念。首先，数据开放和共享是大数据建设的目的，数据来源于民众，并最终服务于民众；开放数据的目的是确保公众能够分享数据，提高数据使用效能；其次，还应该尽可能提高数据使用的便利度，降低成本。现在，一些地方有这样一个便民服务口号，叫“让百姓少跑腿、让数据多跑路”，还有政府在网上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这些都体现了数据开放和共享的理念。
实际上，数据开放和共享是国际通行做法。世界各国都把实现数据的开放和共享作为基本理念。数据开放首先是开放政府数据。为此，许多国家积极参与“开放政府数据运动”。目前，以推动政府开放数据为主要目标的国际组织——“开放政府联盟”成员国已从年成立之初的8个，发展到77个，此外，还有个地区政府。
我国的大数据建设也一直遵循数据开放和共享的重要理念。早在年，国务院就通过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提出了公开是原则、保密是例外的要求。近年来，中央有关文件强调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北京市“十四五”规划也提出要培育数据交易市场，组建大数据交易所，促进数据资源高效流动和深度开发。所以，政府应该进一步做好数据公开，充分发挥数据效能，为我国的数字文化发展提供支撑。
新京报：文化大数据建设怎样才能实现数据的开放和共享？
祁述裕：应该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保护数据安全。我认为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公共服务部门的文化资源数据应最大限度地开放和共享。比如，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藏品有万件，每次展示出来的只有2%。对公众来说，那些不能展示的文物藏品是公共资源的很大浪费。近些年来，故宫博物院十分重视文物藏品的数字化，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数字化的方式，为观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展览展示。
第二，政府管理部门的数据应最大限度地开放和共享。各级政府部门掌握着大量的数据，应该本着公开是原则、保密是例外的要求向公众开放。多年来，各级政府部门在数据开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北京、上海等许多城市开通了政府数据服务网。但也存在一些短板。比如，数据开放度还不高、便利性还不强。我的一个博士生因撰写博士论文，需要在一个部委网站查询有关人口流动方面的数据。她发现，该数据公开的门槛高，需要一些审批，个人特别是学生申请很难通过；审批时间很长，一年只审批一拨。我的这位博士生从提出申请到现在已经两年了，还没有获得批准。
第三，数据的开放和共享理念对商业文化数据同样适用。应该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尽可能实现商业文化数据的开放和共享。比如，探索建立商业文化数据供给激励制度，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对提供数据的企业实行“以数抵税”。
还有，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应该有更开阔的视野，承担更多的使命。相关部门既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