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域中民族关系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和政权的存亡，历史上因为没处理好民族关系问题而亡国的例子也曾经出现过。隋王朝建立后，对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处理同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给予了足够的重视。隋文帝实行的是“守御安边”策略；隋场帝推行的是“天下大一统”策略。守御安边，强调的是在军事上不主动出击，以防御为主，当然对少数民族统治者无理、过分的要求和侵害中原的行为，也要给予有力的还击。隋文帝即位后，断然放弃北齐、北周给突厥上交岁贡的政策。
文化政策方面
“厚敛兆庶，多慧犲狼，未尝感恩，资而为贼，违天地之意，非帝王之道”，于是“以河间王弘、上柱国豆卢勣、卖荣定、左仆射高颍、右仆射虞庆则并为元帅，出塞击之。”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文帝末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隋扬帝继位“嗣守鸿基，国家殷富”，政治和经济上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实力的强盛，为隋炀帝“天下大一统”策略的出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招徕安抚、封官赐爵、赏赠财物是统治者惯用的怀柔举措，在文化政策方面，隋扬帝的两项文化政策极具特色。
生活风俗是一个民族在多年生产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又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不同地理环境，造就不同的生产方式，也就产生了不同特色的民族文化。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在千百年的民族融合过程中，在生活习俗方面，互相学习，互相影响，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举措和北魏孝文帝“讲汉话、改汉姓、通汉婚”改革，都是典型的例子。尊重民族风俗，尊重民族文化，这属于文化政策的范畴。
突厥“其俗畜牧为事，随逐水草，不恒厥处。穹庐租帐，被发左衽，食肉饮酪，身衣裘褐，贱老贵壮”，因受到都蓝可汗的侵逼，启民可汗迁居于黄河以南，隋文帝在“夏、胜二州之间，发徒掘塑数百里，东西拒河，尽为启民畜牧之地”由此看来，启民可汗率众归附，隋文帝没有强迫突厥放弃原有生活习惯，而是尊重其生活习俗，为其划定区域，从事畜牧生产，足见对其风俗十分尊重。
大业三年
隋扬帝幸榆林，启民可汗及义成公主来朝行宫，前后献马三千匹，启民可汗上表曰：“臣今非是旧日边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至尊怜臣时，它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臣今率部落，敢以上闻伏愿天慈不违所请。”启民可汗主动要求变换服饰，隋扬帝以为不可，下诏曰“先王建国，夷夏殊风，君子教民，不求变俗。断发文身，咸安其性，旃裘舟服，各尚所宜，因而利之，其道弘矣。何必化诸削衽，縻以长缓，岂遂性之至理，非包含之远度。衣服不同，既辨要荒之叙，庶类区别，弥见天地之情。”
隋场帝没有允准启民可汗的请求，看得出是对突厥风俗文化的尊重。突厥婚俗，“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开皇十七年年，突利遣使来逆女，“上舍之太常教习六礼妻以宗女安义公主”，后隋文帝以宗氏女义成公主嫁与突利，封其为突厥启民可汗。启民可汗死后，其子础吉世即汗位，是为始毕可汗“表请尚公主，诏从其俗。”隋文帝、隋扬帝对突厥旧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婚姻、服饰等习俗，不加干涉，各从其便，任其发展，不做干预，并给以充分尊重。隋王朝推行的这些怀柔抚绥政策，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是正确适当的。
结语：
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璀璨文化，各民族在交往过程中彼此吸收优秀文化成果，政府推行的文化政策为文化交流注入巨大的动力。隋文帝上台后，吸收西域及域外音乐，其后对音乐制度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侯国等伎。惟舞人不须捉鞞拂等。”隋扬帝时又加以调整，定为九部：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胡乐”在庙堂之上频频奏响，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兼收并蓄各种文化，使中原文化不断增添新鲜内容，增强了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