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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公ldquo义rdquo文化的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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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关公结善缘学关公行鸿运

正式制度的实施会受到非正式规范的影响,并且,当正式制度发生崩解的时候,非正式规范在社会整合方面展现出其异常强韧而深远的力量。其中,非正式规范“义”的作用特别值得我们审视和研究。“义”是儒家除了“仁”之外最重要的道德范畴。

“义”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就提出来了,历经三千年不衰,国歌《义勇*进行曲》也是义字当头。在不同时代,对“义”有不同的语言阐述,但语意核心从未变化。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提出:“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此之谓也。”这里用“仁”说明彼此关系宽容;繁体“義”字下有个“我”,可以看做自制、自律,与18世纪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利他”主张近似。唐中叶后随着茶瓷交易盛行,社会流动性增大,“义”、“谊”混用,凸显了非血缘或乡邻之间的情义。宋代多国并立,出现“国家民族”概念,“义”的概念随之扩大,提升为家国担当的“忠义”。历代不断诠释,使“义”的观念贯彻始终,“义”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展,逐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基石之一。

“义”是关公文化中拥有最高道德含金量的决定元素。关公所代表的“义”,超越了血缘家族关系,成为调节更广泛社会关系的规范,*府在推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其推崇的文化理念、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应该是知识分子认同、老百姓熟知,并能唤起集体清晰记忆的某种具象。只有这样,文化建设才能起到和谐社会、繁荣经济、强盛国家的作用。而关公文化以及和他相联系的“义”就具备这样的特点。孔子、孟子都有理论著述流传至今,但关公没有,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实践者,他用行动阐释“义”。这样,他的影响力超过所有人并流芳百世,到处都是关羽的故事和传说,关公成了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没有做过一天皇帝,却被后人尊称为“帝”的人。

关帝庙在中国有几十万座,由此可见关公和他的“义”,是最有群众基础和最具有具象特征的。关公与异乡异姓的刘备、张飞“恩若兄弟”,几经离合、艰辛备尝、同生共死的经历,不仅是文学艺术作品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关公崇拜者、信奉者的榜样。这种关系是历朝历代流动社会公共空间中最为需要的。因此,它逐步演化为一种从普通百姓到上层官员,包括所有流动人口都敬仰效仿的待人接物的态度,成为中国人的基本道德标准之一。这也是关羽成为常年流动性群体,如*队、商人、漕帮等尊崇备至的楷模的主要原因:每个人都希望合作者、同路者是个义士——“以仁治人,义治我”,懂得“利他”和自律的人。

关公文化还通过宗教和史诗双重途径,远播到蒙、藏、满等多个民族和周边国家地区,至今遗存仍很多。关公不仅是海内外炎*子孙和各民族崇敬的历史人物,也是民族和睦安康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资源,可从中汲取扬弃后的营养,在理性精神的防火墙前适当重塑这一英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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