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进城务工青年的社会融入是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命题之一，单向的城市融入路径对于进城务工青年来说，具有复杂性、艰难性和长期性，为其探究多元的社会融入路径显得迫切而必要。在乡村振兴、新冠状肺炎疫情全球化以及进城务工青年城市融入问题长期存在的背景下，“城乡共生”的实践探索可以为其扩展社会融入的路径和选择的空间。进城务工青年的城乡社会融合实践策略从城乡文化共融、城乡社会网络共建以及城乡社会资源共享等三个方面展现了进城务工青年的城乡共生实践可能。在实践过程中，维系和构建具有城乡融合发展优势的城乡社会文化、社会资源和社会网络，为乡-城流动青年做出最终流向选择提供更长的缓冲期，为是否返乡生活就业提供乡土资源储备，有效地回应其文化焦虑、经济压力以及人际孤独等问题。
关键词：进城务工青年；城市融入；城乡共生；城乡文化；城乡资源；城乡社会网络
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年）》中提到“青年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的问题，提出“青年更加主动、自信地适应社会、融入社会”的目标。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万人。其中，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50.6%，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6岁，其中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为67.8%。可见，进城务工青年占了我国流动人口的一半以上，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推动力。因此，探究进城务工青年的社会融入话题依然有其时代的重要价值和迫切需求。
城市化的主流观点认为城市生活和文化比乡村优越，进城务工青年的最终社会归属是进城市民化。此观点拔高了进城务工青年对城市生活和文化的期望，贬低了乡土文化和乡村生活。过高的心理期望造成了现实的心理落差，城市融入失败将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除了制定相关*策积极改善进城务工青年的社会融入环境以外，在文化、心理以及社会交往层面重塑其对乡土文化和生活的积极性评价和优势价值对进城务工青年来说是尤为必要，这可为其选择社会融入归属提供了更长的选择期限和更多的选择出路，选择返乡就业的务工青年也不会为退回农村感到羞耻或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慌张失措。
年*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指出“三农”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和*策体系”[1]。年《*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来，农民工返乡创业成为其返乡谋生的一种方式。返乡青年对积极性乡村生活体验的累积效应会扩大其选择返乡就业生活的可能性。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相应的惠农创业*策，为返乡青年提供了更多探索城乡融合路径的空间，也为其返乡生活谋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年年初爆发的新冠状肺炎疫情让许多进城务工青年返乡赋闲在家近半年甚至更久，这对该群体来说实属无奈之举，然而也为不少返乡青年人提供了一个对未来生活安排和生计规划的反思机遇。新生代农民工会随着个人家庭角色的转变、心态成熟以及人生发展追问等状态的出现，其生活预期因某些生命事件的发生而发生转变。[2]疫情的发生以及疫情所造成的全球经济影响也成为部分进城务工青年重新考虑就业方式和社会归属的重要生命事件和转折。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新冠状肺炎疫情全球化以及进城务工青年单向城市融入困境长期存在的问题等重大事件构成了进城务工青年选择社会归属和社会融入策略的社会结构背景，如何促进该群体的多元社会融入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极为重要的社会命题。单向城市融入路径对该群体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特点，而城乡融合发展*策体系构建又为其返乡生活就业提供更多的可能，在这些大背景下进城务工青年会有怎样具体的城乡融合策略和生存实践呢？这正是本文要探究的问题。
一、进城务工青年的社会融入研究综述
“融入”用于人的范畴时，在百科词汇的解释是指一个人或群组从思想上和形式上融入了另一个群组。而“社会融入”是与“社会排斥”相对应的，是一种被动的适应。以此类推，进城务工青年的城市融入则指该群体融入到城市社会，在精神和文化层面成为城市市民，享有城市的福利，平等、全面地参与城市经济、*治和社会生活，适应城市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进城务工青年长期在城市谋生则面临着城市的社会融入问题。目前关于进城务工青年城市融入的研究主要围绕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困境、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社会融入的归宿地研究等三个方面展开。文中进城务工青年的社会融入问题主要是指城市融入问题。
（一）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困境
不同学者从*策、制度、结构、文化等不同层面阐释流动青年的城市融入困境。其中，杨菊华通过研究发现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员依然存在“职业声望低、收入水平低、保障程度低、标准劳动时间低、身份认同低、就业行业差、住房条件差”等困境[3]；他们面临着无流入地的户籍、无流出地的认同以及无社会资本积累等三重弱势[4]。王春光提出了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状态，在此状态下，流动人口遭到当地制度上的排斥、文化上的不认同、社会的歧视[5]。王春光进一步总结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渴求与*策“碎步化”调整之落差、城市化向往与其实现能力之落差以及中央*策与地方落实之落差等三大城市化困境[6]。方巍用社会排斥理论解释进城务工人员的困境，认为社会排斥表现出来的经济地位不平等和公民权无法实现造成了外来务工青年的社会失范行为[7]。周秀平认为进城务工青年城市融入的心理期待高于客观的城市融入现实，心理融入高于经济融入[8]。
上述研究主要从进城务工青年单向城市融入困境的方面展开的，其建议是通过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实现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然而，当前大城市对农民市民化的承载能力有限，进城农民的市民化必定会遭遇重重的阻力。
（二）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
学界普遍认为影响进城务工青年社会融入的因素包括户籍制度、就业身份、居住环境、心理与文化、受教育程度、家庭化流动以及社会网络等。李强认为户籍制度是限制城乡流动最突出的制度障碍[9]。任远发现流动人口的个人和家庭情况、社会参与和社会资本以及城市的制度设置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重要影响因素[10]。钟涛利用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研究发现，流动青年的事实性城市定居意愿强烈，而制度性定居意愿偏低，对其身份认同和城市定居有负面影响[11]。不同学者发现就业身份、基于血缘纽带的家庭化流动、特殊地缘纽带的同乡关系[12]以及个人能力水平和物质生活稳定程度[13]对社会融入有正向影响。
上述学者较为一致地认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结构性、制度性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个别学者提到了传统的社会网络如家庭化流动和同乡关系对社会融入有积极影响。
（三）当代进城务工青年的最终社会归属
目前关于当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最终社会归属研究认为流动人口可以进城市民化[14]，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要打破城乡二元格局，进城务工人员可返乡就地市民化甚至选择“城乡双栖”的生活方式。杨菊华认为流动人口真正得到社会融入需要打破目前二元属性的户籍制度、社会结构以及群体交往文化和理念的阻碍，推动群体关系从隔离到嵌入，打破人为边界，此乃社会融合的根本路径[15]。城市流动人口需要处理好居住证的福利覆盖与户籍排他性的关系，完善市民化相关*策推进流动人的市民化和新型城镇化进城[16]。夏柱智从农村青年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出发，认为新生代农村青年可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通过进城务工和返乡创业两条腿走路获得体面的经济社会地位，形成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关系[17]。王春光提出“城乡两栖”概念用以解释一种亦城亦乡的双向流动状态[18]，这不同于城乡之间单向流动的流动人口状态。“城乡双栖”做法为进城务工青年提供一种新的社会融入路径，然而做此选择的青年要具有相对丰富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对于大多数的进城务工青年未必适用。
最近几年，国家对创新创业的支持、地方*府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推动，都出台了创业的有关优惠条件，激起了一股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热潮。越来越多学者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