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西方出现的不良现象，研判西方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突出问题，并分析其深层原因，得出对于我们有益的启示。
一、疫情威胁之下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突出问题
1、西方媒体普遍持“双标”看待全球问题。
3月2日，美国福克斯新闻台主持人杰西·沃特斯在节目中妄称中国要为新冠病毒道歉，受到中国外交部点名批评。在之前的2月20日，前央视主持人阿丘（邱孟煌）发微博称因为疫情，“希望中国人戴好口罩鞠躬向全世界道歉！”，引发中国国内舆论强烈愤慨和批判。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指出，年H1N1全球大爆发时，没有哪家西方媒体要求美国道歉。现在中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有效控制了疫情，避免了灾难性后果，却被要求道歉。这种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一直都是大量西方媒体报道、解读国际事务的“正确立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西方媒体要求中国道歉，却无视本国对外输出病例；批评中国反应迟缓、隐瞒疫情，却无视美国赤裸裸地反应迟缓、隐瞒疫情。西方媒体对中国防疫成功的敌视、对西方疫情蔓延的焦虑，最终异化成破罐子破摔的“淡定”。
2、主流媒体过度商业化，热衷于负面新闻，缺乏社会责任。
美国的知名医生以及主流媒体，纷纷宣传普通人并没有必要佩戴口罩，他们认为，错误佩戴的负面作用、以及口罩带来的“假安全感”反而会增加感染几率。无时不刻地戴口罩，还不如勤洗手别摸脸更加有效。另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CNBC电视台直播编辑、金融专家RickSantelli建议让病毒感染所有人，“这样一来疫情在一个月内就结束了”，“可能有助于减轻疫情对金融市场的伤害”。
西方主流媒体一直标榜言论独立、言论自由、言论脱离于政治，但背后却是财团或政客的文宣工具，具有极强的政治倾向性。在面对重大公共问题时，主流媒体不是真相导向，而是首先表明立场、瞄准对手，追求负面新闻效应的最大化。疫情威胁下，反对派媒体不断抨击政府应对失策，反对执政党的决定。就连最基本最要害的要不要戴口罩的问题，不同媒体的观点竟然相左，令普通民众无所适从，造成了社会舆论失序。
3、政治、社会等舆论“习惯性”妖魔化中国。
2月3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刊发美国巴德学院教授米德撰写的评论文章《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中方多次提出严正交涉，但《华尔街日报》却一直推诿与搪塞。在中方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借此频频发表言论抹黑中国。1月29日，澳大利亚主流媒体《先驱太阳报》将新冠病毒称作“中国病毒”，直到一周后澳大利亚总理等政客才对该报进行了谴责。德国和法国一些主要出版物中对新冠肺炎的报道公然充斥着种族歧视。
西方特别是美国“逢华必反”，无论哪一个政党，都表现出反华的强硬姿态。今年是选举年，两党很难得地在反华这一问题上达成了高度“共识”，唯恐自己反得不够坚决。媒体也普遍歧视华人、歪曲报道中国，就连大量影视剧里的小偷、小丑、强盗、黑社会，也以华人形象示人。这种从政治到社会舆论的习惯性的对华恶意，扼杀了西方正确认识中国的客观土壤。
4、游戏政治下催生政治儿戏化、政客小丑化。
3月2日，美国疾控中心以“数据不准”为理由，停止公布接受新冠病毒检测人数、检测阴性人数等重要数字，立刻在美国内引发轩然大波。美国网民指责疾控中心“隐瞒疫情”，将矛头对准特朗普和彭斯。美国总统特朗普亦多次发表肤浅言论，美国民众见怪不怪。3月5日，疫情严重威胁之下，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有时间进行竞选活动，并在采访节目中称美国“确诊这么少”要归功于他，并表扬他的“爱将”彭斯为了新冠疫情一天要“工作20小时以上”。之前特朗普曾“预感”3月4日真实死亡率低于1%，询问“固态流感疫苗”对病毒的效果。
中国人很难理解，但西方政治成色就是这么诡异。中国政治体制要求各级政府为人民服务，必须完成自己的政绩，并对它的直接上级负责。一旦因人为原因造成疫情严重失控，地方政府领导将立即受到严厉问责。而西方政治制度已沦落为游戏政治，西方国家自称是民主政府、民生政府，却在重大公共政策上玩弄民众。如美国医保法案，上届政府耗费大量政治资源建立的稍有成效的机制，轻易间就被下届政府否决拆毁，政治和经济内耗惊人。在这种缺乏有效的、长效的监督反馈机制的政治制度下，没有人真正受到制裁，导致政客为了选举、为了选票，可以睁眼说瞎话，可以许空头支票，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西方民众对这种现象也早已习以为常。
5、西方民众普遍固守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
美国民众普遍没有危机感。路透社3月2日在美国的全国性调查显示，八成美国民众认为疫情对他们毫无影响，认为自己受到影响的人群，大多也只是感受到诸如销售量下降、会议推迟等涉及工作的影响。
中国在一夜之间全面封城、封社区、封村，民众足不出户，出入严格登记并戴口罩，完全彻底地执行政府命令，在西方民众看来，不可思议、难以理解。西方民众认为，个人的权利是高于一切的，个人对人身、言论甚至持枪自由都抱有痴迷一般的执念。这种普遍存在的极端的、原教旨主义的个人主义观念，让西方民众在面对疫情时，往往倾向于抵制当局限制出行或个人行为的决定。
二、深层原因探析
1、西方对全球事务拥有话语霸权。
从意识形态层面，西方长期经营。美国利用唯一超级大国的优势，推动国际舆论场充斥着各种西方理论，导致西方拥有绝对的话语霸权，可以任意定义国际秩序，根据自身利益需求混淆是非，对别国事务横加指责。部分中国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也以西方理论马首是瞻，做了西方价值观的吹鼓手。从技术层面，国际舆论场以英语为主，国际主流媒体也都以英语为主要语言工具，西方在话语权占据了“主场优势”。其他国家和语种无论在反击力度和语言精度上，都存在着天然劣势。在解读疫情时，西方有能力根据自身利益需求，调整报道口径。
2、西方在“历史终结论”影响下不思进取。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对发展中国家产生过极强的杀伤力，但事实证明，机械照搬西方体制，至今还没有成功范例。颜色革命让中东南欧一片狼藉，非洲因为欧美的强势介入变得更加动荡贫穷。“历史终结论”损害的不只是发展中国家，更迷惑了西方社会，让西方误以为自己的体制机制是完美的、不可摧毁的。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给了西方一个响亮的耳光，但目前来看恐怕还没打醒他们。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西方政客和媒体依然使用他们那套诋毁、造谣、抹黑、歪曲的伎俩，但在新媒体时代几乎能够被在线即时“打脸”，反而变成了其自身错误的实时背书。
3、根深蒂固的共产主义恐惧症导致对中国的偏见。
国际舆论场话语权争夺昭示了东西方意识形态交锋之激烈，其背后原因是两种制度之间的角力。虽然苏联已经解体，但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迅速崛起，让西方社会疑惧。几十年争斗，及中国在西方眼中的“共产主义”标签，让西方产生生理性的抵触情绪。短时间内，恐怕这种偏见不会扭转。有学者预测中美贸易战恐将在美国大选前烽烟再起，就是基于西方根深蒂固的偏见。
三、对中国的启示
对比西方，中国在面对疫情时，整个社会体现了极大的凝聚力和抗压弹性，政府展现了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和国家动员能力，民众表现了极强的政策认可姿态和困难忍耐程度，经济展示出超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产业调整力。虽然我们仍存在不少问题，但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西方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严重问题给了我们深刻启示。
1、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
新媒体语境下，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信息的发起者、传播者，利益诉求变得多样化，良莠不齐。若任由媒体在商业利益驱使下跟风报道，意识形态领域必然变得杂乱无序，影响社会秩序和舆论情绪。必须加强管理、明确风向，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媒体的人民导向，避免媒体过度商业化、娱乐化、低俗化，防止意识形态领域混乱、混战。
2、充实中国话语体系内容，扩大影响力。
“历史终结论”之后，中国学者不断探求意识形态领域的“中国话语”。张维为教授的“中国三部曲”，从实践方面否定了西方对外输出的民主制度，从传统文化、文官制度、精英思维、民族秉性等方面发掘中国发展的优势，对中国话语是一种有益的填充。这种基于实践的话语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能有力地反驳西方谎言，亦能更有效地向世界宣介中国智慧。
3、完善社会征信体系，加强道德约束力。
西方尊崇契约精神，对非契约行为没有什么约束力和惩罚力。选举前千般许愿，选举后百般赖账，对西方政客和舆论来说司空见惯。但中国在数千年间极度重视个体和群体的私德及公德，对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全社会能够施加较强的道德压力。将社会征信体系融入到时代发展中，及时更新黑名单，提高了失信成本，能够有力地规范社会参与者的行为，特别是保持政治严肃性，保证重大社会议题的延续性和执行力。
